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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晟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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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中的“儒家”，是孔子杏壇講學，弟子三千？是“仁義禮智信”的修身齊家？還是《禮記》中的“天下為公”？

　　孔子博物館日前開展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以文物為鑰匙，為公眾打開了一扇走近儒家文化的大門。

　　故宮孔博文物聚首

　　“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2024年10月首先亮相于故宮博物院午門展廳，巡展走出北京的第一站，就放在了孔子故里舉辦。用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李巖的話說，這次到曲阜巡展，“恰是沿著儒家文化發展的大道，尋訪來時的路”。

　　本次展覽的文物，均來自故宮博物院和孔子博物館，共143件/套，其中，故宮博物院占了近百件/套。故宮珍寶這么大規模到山東來“做客”，實屬近年罕見，足見這次展覽的分量。

　　來自故宮博物院的魯大司徒鋪，是本次展覽的明星文物。從外形看，這對青銅器的器蓋和器身可以分離，器蓋頂上有花瓣形的捉手，可倒置平放。器身整體裝飾著變體蟠虺紋，造型美觀，是典型的春秋時期禮器。器物上刻有銘文，起到“身份證”的作用，可知它是魯國大司徒厚氏元的盛食膳鋪。

　　《周禮》記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可見，大司徒是主管土地的官員，且屬于中央官員。這就看出魯國地位的獨特。當年，周公分封于魯國，周天子特批魯國可設置大司徒等職。春秋中后期，魯國大司徒之職由季孫氏世襲。季孫氏一度成為魯國外朝之長，主管土地分配、賦稅征收，還領兵作戰，甚至代君主祭，權勢顯赫，不可一世。

　　文獻記載，孔子曾當過魯國的大司寇，論身份與大司徒相當，主管刑名司法。這件器物的年代與孔子相近，說不定，孔子就曾在魯公、同僚那里見過類似器物，又或者孔子家里也曾有同款禮器。

　　這次是魯大司徒鋪出土九十多年后頭一次“回家”。1932年，魯大司徒鋪出土于曲阜林前村，輾轉流落外地，最終為故宮博物院購得并珍藏。此次能借著巡展回到曲阜“省親”，也算一樁佳話。

　　此外，故宮博物院帶來的大晟鐘、銀柱鈕“襲封衍圣公印”同樣值得一觀。

　　曾流行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編鐘，是雅樂的標配，到了北宋早已沒落，全國各地的音律更是五花八門。宋徽宗下令設立“大晟府”，仿照睢陽（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時期宋鐘式樣，鑄造了一批編鐘，是為大晟鐘。大晟鐘后來被發送全國各州府，一方面作為宮廷雅樂的象征，另一方面成為全國音律定音的標準器。因此，大晟鐘不僅是樂器，更是國家禮樂制度與皇權的重要載體。靖康之變后，北宋滅亡，大晟鐘和許多其他文物被洗劫一空，流散各地，后來被多家文博機構收藏。這次特展，共有三件大晟鐘集中亮相，確實不易。

　　銀柱鈕“襲封衍圣公印”，為衍圣公所有。這件文物是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禮部鑄造的銀質官印，相當于衍圣公的公章，上刻滿漢篆文。清朝規定，官印印文模糊后可申請更換，舊印需收回禮部銷毀。這件沒有砍剁等痕跡，保存完整。衍圣公孔昭煥去世后，由其兒子孔憲培襲爵，新舊交替要更換印信，走的是一種特殊繳存程序。作為清代職官管理體系的實物見證，印信能完整保存，自然意義非常。昔日，這枚印信從曲阜送去北京繳存，如今，又從北京回到曲阜展出，也算傳奇了。

　　當然，作為東道主，孔子博物館也拿出了滿滿誠意，包括“明彩繪孔子圣跡圖”和“商周十供”等鎮館之寶，都悉數亮相。兩家機構的文物各有千秋，又多有呼應和聯系，共同呈現了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蘊。

　　回溯中華禮樂文明

　　文物只是載體，特展背后的文化更值得關注。

　　“我們想通過一系列的文物讓大家認識到，其實儒家文化是從很早之前就開始形成，并在我們身上得以延續，也可能會影響未來的中國乃至世界。”本次特展策展人、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熊長云說。

　　儒家文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主題。如何辦出新意、辦出特色？策展人將展覽標題定為“大道之行”，這四個字出自《禮記·禮運》，意指“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理想社會秩序。

　　從邏輯線看，展覽分三個部分進行闡述。第一部分“溯古尋儒”，結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介紹了早期中國的考古學術成果，幫助大家理解儒家文化是如何形成發展的。第二部分“化成天下”，通過文物來闡述儒家文化是什么，它的核心理念、價值準則、內在結構。第三部分是“萬世師表”，闡述儒家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祭祀、教育因素對中國古代的影響，以及對周邊國家乃至全世界的影響。

　　“溯古尋儒”部分極具前沿性，關注的是“孔子之前”的歷史，既不是禮壞樂崩的春秋戰國，也不是制禮作樂的西周，而是直接回溯到了上古時期。

　　持續深入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用一系列考古實證重塑著人們對早期中華文明的認知。目前學術界的基本看法是，上古中國不同區域的文化相互交融，逐漸形成了“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從而孕育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基本底色。

　　在這個過程中，禮樂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從展覽可以看出，早期陶器特定的禮制組合模式，在龍山文化時期就已經存在，成為夏商周三代禮器發展的重要淵源。凌家灘玉版、石家河玉人等，勾勒出先民精神世界的想象和表達；賈湖骨笛、陶寺石磬等，反映出樂器在早期文明中已有一席之地。這些充分說明，中華先民對禮樂的追求，在周公、孔子之前的幾千年就已經存在，并且一以貫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早期禮樂對儒家文化的影響，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質的。興隆洼文化玉玦、大汶口文化玉鉞、龍山文化神面紋玉圭……從材質看，“溯古尋儒”展出的早期禮樂文物中，玉器占了很大比重。考古發現“古國時代”的禮儀用品大多是玉石制成。遼西、中原、長江中下游等遍布全國各地的遺址以及玉器的出土，顯示出中國人對玉的喜愛由來已久。

　　為什么是玉？考古學者陳勝前認為，玉石與青銅的主要區別在于，青銅可以用作兵器，新鑄的青銅器表面金光燦爛，極富炫耀色彩，而玉石是含蓄的、溫潤的，其質地易碎。玉石與青銅都是權力的象征，但從物質性的角度來看，玉石的權力更多是威望性的，而不是像青銅那樣具有強迫性。這與《史記·黃帝本紀》中記載的內容比較一致，早期的首領要有很好的社會威望，才能確保權力的合法性。玉文化是中國史前文化的一個特色，并且一直延續到歷史時期。

　　《禮記》有言，“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儒家認為，玉、仁、君子是三位一體的，現在看來，這種認知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厚歷史淵源的。

　　透物可以見人。從原始社會至商周時期，禮樂文明既有傳承，又有調整變化，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三代損益”。

　　在商周鼎革之后，先民對天神的崇拜，對巫覡文化的熱衷，逐漸轉變為對祖先的尊崇，對天命、道德的關注，趨于人文理性化。中華文明的統一、包容、和平等諸多特性，也在此時臻于成熟，成為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雄，西周建立的禮樂制度遭到毀滅性破壞，中國歷史又一次進入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孔子以復興周禮為己任，希望以禮樂制度重塑社會秩序，并采取“以仁釋禮”的方法，建立了一套思想道德體系。由此來看，仁和禮確實是儒家文化的一體兩翼，密不可分。

　　此后兩千多年，儒家文化歷經風雨、與時俱進，早已匯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長河，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滋養，并影響世界。

　　歷史是一面鏡子。“大道之行”，是過去，是現在，更是未來。這大概是孔子文化特展給人們最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