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玉順：中學西鑒——什么是“中國古典學”
來源：《泰山學刊》作者： 2025-05-09 14:20
近來的中國學術界，“古典學”頗為熱鬧，人們熱衷于建構“中國古典學”。一夜之間，“中國古典學”突然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標簽，似乎所有一切中國古代文化研究，諸如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語文學，傳統(tǒng)“經(jīng)學”“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中國古代文學，乃至中國歷史學（包括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等等，均被冠之以“中國古典學”之名。有鑒于此，本文旨在討論這樣的基本問題：究竟什么是“古典學”，什么是“中國古典學”？
一、西方古典學的歷程
從“文明互鑒”的角度看，“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畢竟是一個西方傳入的概念；唯其如此，“中國古典學”（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的建構，不論自覺與否，必然以西方古典學作為鏡鑒。換言之，“不必諱言，中國古典學的研究范式離不開西方古典學的影響”[ 程蘇東：《我們?yōu)楹涡枰袊诺鋵W》，《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28日。]；因為“西學構成了中國古典學必然要與之對話、互動的一個潛在‘他者’”[ 韓驍：《中西古典學：視野開顯中的文明“共情”》，《光明日報》2024年12月5日。]；“它是中國古典學的名稱借鑒和學術參照”；“從現(xiàn)代學科建設的角度看，西方古典學在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古典教育和學科建設等方面，對中國古典學的構建無疑具有啟迪意義”[ 黃德寬：《關于中國古典學構建的幾點認識》，澎湃新聞2024年11月8日。]；“借鑒西方古典學來建構中國古典學的實踐，開啟了中國相關學術領域的自覺”。[ 徐興無：《中國古典學的知識和精神》，《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28日。] 總之，“無法否認的是，古典學是西方人文科學的核心之一，沒有西方古典學的率先出現(xiàn)，中國學者也無從借用這個學科概念去定義所謂的中國古典學”[ 張弢：《溯源與辟新——略論中國的西方古典學學科建設》，《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但目前的情況是：“希臘、羅馬古典研究中的很多問題，中國古典研究或許并未意識到”，這就使得“本來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都非常相近的中西古典學，尚未展開實質(zhì)性的對話”；“‘中國古典學’則是一門剛剛興起的學科，關于其學科特點、研究內(nèi)容、研究方法以及與西方‘古典學’之關系，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徐建委：《古典學、古典文獻學與古代文學》，《光明日報》2025年1月20日。]
迄今為止，西方古典學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有學者說：“從classic或classical一詞的語義演變來看，其含義經(jīng)歷了從‘典范性’向‘描述性’的搖擺。……文藝復興及以后，古典希臘（以及羅馬）又多次被重新作為典范發(fā)現(xiàn)。只是到了二戰(zhàn)前后，古典希臘和羅馬才逐步失去其典范性。在今日的西方，作為古典學對象的‘古典’一詞更多地具有描述性，即特指古希臘羅馬文明，但并不強調(diào)其高于其他文明的典范性。”[ 張巍：《古典學的基本研究范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2日。] 這無疑是一種敏銳的意識，但其歷史哲學的意識不足。我明確地將這三個階段劃分為：現(xiàn)代化階段——西方古典學的興起；現(xiàn)代階段——西方古典學的成熟及其變異；后現(xiàn)代階段——西方古典學的衰落。
（一）現(xiàn)代化階段：西方古典學的興起
西方古典學第一階段的時代背景是西方社會的“現(xiàn)代化”（modernization）：西方古典學是在西方社會走向“現(xiàn)代性”（modernity）的歷史進程中誕生的，它是現(xiàn)代化過程的產(chǎn)物，同時也是西方現(xiàn)代化過程本身在思想學術領域中的體現(xiàn)。極言之，作為現(xiàn)代人對古典的研究，古典學本質(zhì)上是一種現(xiàn)代性的學術形態(tài)。
具體來說，西方古典學的時代背景是“文藝復興運動”（The Renaissance Movement）。有些學者認為，德國學者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于1795年出版名著《荷馬緒論》（Prolegomena ad Homerum）是西方古典學成立的標志；他在上哥廷根大學時申請注冊的專業(yè)是當時尚不存在的“studiosus philologiae”（語文學），最終說服學校為其新設置了古典學。[ 張巍：《古典學的基本研究范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2日“域外版”。] 但是，就其實質(zhì)內(nèi)涵而論，西方古典學的興起應當追溯到文藝復興。正如有學者所指出：“古典學雖然在18世紀末才在西方的大學中成為一個正式的學科，但從文藝復興開始，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重新發(fā)現(xiàn)就在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對古代哲學、文學、歷史、藝術、科學的大規(guī)模深入研究，為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驅(qū)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使他們獲得了思考的動力。”[ 董波：《古典學與文明傳統(tǒng)的價值傳承》，《光明日報》2024年11月6日。]
因此，“學界一般認為，現(xiàn)代古典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4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對于古希臘羅馬文學、藝術、科學、醫(yī)學和相應典籍的重新發(fā)現(xiàn)、整理與闡釋。此后幾個世紀，法國、英國、荷蘭等國學者開始采用一些現(xiàn)代批判方法研究古典文獻，這為古典學在德國的成熟與繁榮打下了基礎。18世紀后期，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嘗試對古典語文學進行系統(tǒng)化重塑，創(chuàng)立了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古典學。”[ 韓驍：《中西古典學：視野開顯中的文明“共情”》，《光明日報》2024年12月5日。]
（二）現(xiàn)代階段：西方古典學的成熟及其變異
西方古典學第二階段的時代背景是西方已經(jīng)進入“現(xiàn)代化社會”（modernized society）；此時，西方古典學進入成熟階段。
但是，一個事物的充分成熟，往往意味著它開始孕育著變異與衰落，這是一種普遍規(guī)律。有學者歸納英國古典學家莫利（Neville Morley）的觀點，從而指出：“隨著專業(yè)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西方古典學窄化為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門類中的一種；并且由于古典學與哲學、歷史、文學、藝術學、考古學等學科邊界存在諸多重合，因此也面臨著消融于這些學科的潛在危機。”[ 韓驍：《中西古典學：視野開顯中的文明“共情”》，《光明日報》2024年12月5日。]
這種觀察同樣是敏銳的，但仍然缺乏歷史哲學的深度。其實，西方古典學的變異，盡管原因多種多樣，但其根本原因無疑是西方現(xiàn)代化的歷史任務已經(jīng)完成，因而古典學之興起的歷史動因已經(jīng)逐漸衰竭乃至不復存在。
（三）后現(xiàn)代階段：西方古典學的衰落
西方古典學第三階段的時代背景是西方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post-modern society）。已有學者指出：“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在各種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沖擊下，傳統(tǒng)的西方古典學也面臨著種種亟待回應的挑戰(zhàn)和危機”[ 韓驍：《中西古典學：視野開顯中的文明“共情”》，《光明日報》2024年12月5日。]；“如果說18世紀末之前是討論現(xiàn)實主題的人們主動訴諸古典的權威，到20世紀，古典學反過來需要向社會證明它是一門有用的學科。……在多種力量的沖擊下，古典學淪為眾多學科之一，甚至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學問”[ 晏紹祥：《從復興古典到認識古代世界》，《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5月19日。]。
具體來說，“進入20世紀后期，現(xiàn)代性受到深刻的反思和猛烈的批判，這也促使西方古典學反思自身。這體現(xiàn)在多個方面。在后殖民主義思潮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強烈沖擊下，西方古典學界開始反省以往對于古典文明的解釋和闡述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傾向，轉(zhuǎn)而承認和認可西亞和埃及對于古典文明發(fā)展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與此同時，古典文明作為現(xiàn)代性奠基的神話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解構。一些古典學家開始意識到，古典文明和現(xiàn)代西方文明并非一脈相承的關系，而是存在巨大鴻溝。希臘人不再被看成是現(xiàn)代西方人直接的文化先祖，而被看成是在根本上不同于現(xiàn)代西方人的古代民族，是現(xiàn)代西方文化的‘他者’。用古典歷史學家保羅·卡特里奇的話說，‘在至關重要的文化方面——包括思想形態(tài)和制度’，希臘人‘無可救藥地異己’。在羅馬研究領域，羅馬作為一個防御性帝國和‘羅馬化’等傳統(tǒng)的殖民主義敘事受到質(zhì)疑和批判，學者們轉(zhuǎn)而揭示羅馬的帝國主義傾向與行徑，解構‘羅馬化’這一主導敘事。此外，伴隨著對現(xiàn)代性的解構，關于古典文明的一統(tǒng)性解釋模式也隨之坍塌，學者們開始更多地關注非主流文本、事件和群體。婦女史、性別史、兒童史等一躍成為研究的新熱點。”[ 黃洋：《西方古典學的傳承與革新》，《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5月19日。]
尤其是“近十余年來，西方世界，特別是北美學界，已開始對這種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下形成的學術傳統(tǒng)進行嚴肅的反思和批判，一些重點大學甚至已經(jīng)將古典學排除在主修學科之外，或者將古典學改造為‘古希臘羅馬研究’‘古地中海研究’一類的學科，減弱其作為古典學學術的特殊地位。與此同時，古希臘、羅馬文明之外的其他地區(qū)和民族、族群的古典文明的研究，則開始被納入古典學研究的范疇”[ 沈衛(wèi)榮：《略說語文學、古典學與“中國古典學”》，《文匯報》2024年5月12日。]。
例如，“剛剛過去的2020年似乎是西方古典學系的動蕩之年。2月，牛津大學古典系動議從必修課大綱中移出維吉爾和荷馬；6月，一位普林斯頓大學古典系的‘博士預備班’項目的黑人學生在古典學自媒體平臺Eidolon上推出題為‘不斗爭，毋寧死’（Fight or Die）的文章，指責古典學學科中有著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義；7月，劍橋大學古典系的一名青年教師在英國《觀察家》上發(fā)表評論表明古典系并非一個種族主義的學科，反對學科邊界的無盡拓展，隨即遭到系內(nèi)研究生的聯(lián)名抗議；10月，布朗大學的學生要拉倒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之雕像，理由是它代表‘白人至上主義’。”[ 方凱成：《后古典主義：西洋古典學系的自我革命》，澎湃新聞2021年1月4日。] 作為一個標志性事件，九位頂級古典學家（號稱“后古典主義集體”）于2020年聯(lián)合出版了一本書《后古典主義》[ Postclassicisms, The Postclassicisms Collectiv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有學者評論道：這“無疑是一場由古典學界內(nèi)部發(fā)起的系統(tǒng)性理論批判的表征”[ 方凱成：《后古典主義：西洋古典學系的自我革命》，澎湃新聞2021年1月4日。]。
二、西方古典學的內(nèi)涵
上節(jié)的討論表明，真正能夠代表“西方古典學”的典范，是西方古典學的上述第一個階段的形態(tài)，即西方“現(xiàn)代化”階段的古典學，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學。
（一）西方古典學的對象：古學復興
首先必須特別強調(diào)：西方古典學的研究范圍，僅限于古希臘羅馬的文化經(jīng)典：“在國際學術界，‘古典學’特指專門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的一門學問。”[ 黃洋：《西方古典學的傳承與革新》，《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5月19日。] 德國著名古典學家維拉莫維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古典學的歷史》一書開宗明義地指出：“古典學術的本質(zhì)……可以根據(jù)古典學的主旨來定義：從本質(zhì)上看，從存在的每一個方面看都是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 維拉莫威茲：《古典學的歷史》，陳恒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1﹣2頁。]
1．所謂“古學”
這里所謂“古學”是德語“Altertumswissenschaft”的漢譯：前面提到的“沃爾夫因而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詞即Altertumswissenschaft（或譯為‘古學’‘古代通學’），以取代傳統(tǒng)語文學的‘klassische philologie’這一名稱，意為‘古代事物之科學研究’，這個新詞遂成為德國古典學更為通行的學名”[ 陶水平：《英國文學批評學科的譜系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4期。]。
德文“古學”可以對應于英文“Antiquity”。2014年，德國學者編輯出版了一本關于古典學家、哲學家尼采的論文集，英文書名為Nietzsche as a Scholar of Antiquity，這里的“Antiquity”（德文Antike）意思是“古代”，即特指古希臘羅馬時代。誠如學者所說：“希臘和羅馬的‘古代’（Antiquity），與中文語境中的‘古代’有所不同，希臘、羅馬的‘古代’下限為西羅馬帝國的滅亡（476）。”[ 徐建委：《古典學、古典文獻學與古代文學》，《光明日報》2025年1月20日。]
這種“古學”即古典學：“古典學是一門以研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為基礎、對古希臘羅馬文明進行多學科全方位綜合性研究的學問”，“是對古希臘羅馬文獻的考證、校勘、修復、考古、整理、釋義等”[ 陶水平：《英國文學批評學科的譜系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4期。]；“從總體上看，所有這些學科分支的研究對象始終是明確的，即古希臘—古羅馬兩者合一的古代世界”[ 張弢：《溯源與辟新——略論中國的西方古典學學科建設》，《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劉小楓也指出：“西方的古典學專指古希臘羅馬研究，具體在四個方向展開。首先是古典語文學，即古希臘語和古典拉丁語研究，具體落實在古籍整理和文本校勘，這是西方古典學的基礎；然后是古希臘羅馬哲學、文學和史學三個方面的研究。”[ 劉小楓：《古典學不是象牙塔里的學問——專訪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古典學研究分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小楓》，中國新聞網(wǎng)2024年11月6日。]（實際上遠不止“三個方面”。）
2．所謂“復興”
西方古典學的背景是“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或者說，西方文藝復興的主要形式就是古典學。學者指出：“現(xiàn)代世界的‘精神’源頭，卻被認為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偉大復興。因此，在自我認知的角度上，西方思想家在‘文藝復興’后開始的‘啟蒙運動’中，都爭先恐后地從當時新興的‘古典學’追求養(yǎng)分。”[ 張經(jīng)緯：《古典學與中國的羈絆》，《文匯學人》2015年4月3日。]
所謂“文藝復興”，這是約定俗成的漢譯，其實很不貼切，因為“renaissance”的字面含義只是“復興”，并無“文藝”之義；事實上，文藝復興的內(nèi)容廣泛涉及哲學、歷史、宗教、文學、藝術，等等。這些文化遺產(chǎn)主要以兩種形式流傳下來：一是藝術作品；二是經(jīng)典文本，后者承載的就是這里所說的“古學”。
（二）西方古典學的宗旨：現(xiàn)代啟蒙
關于文藝復興運動及古典學的宗旨，人們已有種種概括。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存在于文藝復興與隨之而來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之間的關系之中。歐洲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文藝復興（14-17世紀）、宗教改革（16-17世紀）、啟蒙運動（17-18世紀），實際上是一個連續(xù)的、一以貫之的歷史進程，這個“一”就是現(xiàn)代性的“啟蒙”（enlightenment）。劉小楓曾正確地指出：“按照常見的歐洲文化史分期，文藝復興接下來是啟蒙運動，這兩個思想文化運動之間具有內(nèi)在的連帶關系。”[ 劉小楓：《古今之爭的歷史僵局》，《古典學與古今之爭》，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頁。] 這個“連帶關系”就是“啟蒙”。
當然，“啟蒙運動不是簡單地繼續(xù)文藝復興，而是發(fā)展和提高了文藝復興”[ 周有光：《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下）》，《群言》2001年第3期。]。但這恰恰表明：文藝復興運動與啟蒙運動之間的最根本的連續(xù)性，就在于“啟蒙”。可以說，文藝復興運動是啟蒙運動的先聲，而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的深化與拓展。因此，已有學者指出：“西方醞釀起近代早期啟蒙即文藝復興運動，并層層推進演繹出18世紀的近代啟蒙。”[ 孟廣林：《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的思想啟蒙》，《學海》2011年第1期。]
這就是說，文藝復興的根本宗旨就是啟蒙。對此，有學者稱之為“文藝復興的啟蒙精神”，指出：“文藝復興啟蒙精神意指文藝復興這一具有啟蒙意義的時代精神及其歷史延續(xù)。這一時代精神具有多層次的豐富內(nèi)涵和巨大的歷史價值。它促進了一種新文化的構建，促進了歐洲主要國家社會制度的轉(zhuǎn)變以及社會生活方式的變革。”[ 楊賀男、唐偉：《文藝復興啟蒙精神及其歷史定位》，《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7期。]
兩大思想運動的“啟蒙”宗旨的一致性，根本上是人的解放。[ 王建娥：《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人性解放的偉大歷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黃玉順：《前主體性對話：對話與人的解放問題——評哈貝馬斯“對話倫理學”》，《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誠如學者所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至啟蒙運動時期是西方人把‘神本主義’逐漸驅(qū)除出舞臺中心，而把‘人本主義’放到最為顯眼位置的一段歷史進程”；“這段時期可以稱得上是人類對于自身位置的覺醒、頓悟以及重新認知的重要時期。”[ 涂文章：《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關于人的問題的探討》，《改革與開放》2017年第19期。] 隨之而來的是人的理性的覺醒。學者指出：“文藝復興是西方社會現(xiàn)代進程的萌生期，啟蒙運動則是現(xiàn)代進程的正式啟動”，“兩者都以理性為靈魂”[ 王鍾陵：《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的總體走向及對20世紀西方思想與文論的總概括與展望》，《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例如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既強調(diào)了人文主義精神，又反映出理性對人類認識的重要性，因此被譽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橋梁”[ 馬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橋梁——簡析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時代文學》 2010年第3期。]。
文藝復興運動的這個“啟蒙”宗旨，也就是古典學的宗旨。事實上，“古典學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并參與文藝復興運動，起到了理性啟蒙的作用”[ 過常寶：《以古典學研究發(fā)掘古代文學的當代價值》，《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19日。]。
（三）西方古典學的方法：經(jīng)典詮釋
西方古典學的基本方法是“經(jīng)典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即對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經(jīng)典進行詮釋。
人們往往認為，古典學的基本方法是“語文學”（philology）：“古典學所涉及的文獻形態(tài)眾多，包括抄本、口傳、銘文、紙草、實物等，研究方法包括考據(jù)、釋讀、鑒賞、編纂等，其核心學問被稱為‘語文學’”，“研究方法包括文獻考證、文字訓詁、義理闡發(fā)”[ 過常寶：《以古典學研究發(fā)掘古代文學的當代價值》，《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19日。]。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是，從哲學方法論的視角看，古典學的方法其實是“經(jīng)典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classics）：“西方古典學是對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進行多學科、全方位考查研究的綜合學術門類，而其基礎就是對古希臘語和古拉丁語文獻的解讀和闡釋。”[ 張弢：《溯源與辟新——略論中國的西方古典學學科建設》，《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正如學者所說：“梳理經(jīng)典與詮釋經(jīng)典，是所有文藝復興的兩大主題。”[ 左夫子：《詮釋經(jīng)典：德魯克式的營銷》，《全國新書目》2006年第10期。] 例如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之所以被譽為“文藝復興之父”，并不在于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而在于他對古代經(jīng)典的不倦搜集，并賦予人文主義精神的詮釋。
這里的問題意識在于：對古代經(jīng)典的推崇，何以能導出現(xiàn)代的精神？這里的機制，就存在于經(jīng)典詮釋學的特性之中。作為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經(jīng)典，“文本并非語言學上所謂傳達作者意義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斷要詮釋和解讀的未完成品或中間產(chǎn)品，經(jīng)典并非屬于過去時代的意義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義需要未來不斷闡明的歷史性和規(guī)范性統(tǒng)一的構成物”[ 洪漢鼎：《文本、經(jīng)典與詮釋——中西方經(jīng)典詮釋比較》，《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這正是經(jīng)典詮釋學的特征。
三、一般古典學的內(nèi)涵
通過上述“西方古典學”這種特殊的古典學形態(tài)，我們可以歸納出普遍的“一般古典學”。所謂“一般古典學”（general classical studies），意指撇開具體古典學如西方古典學的特殊內(nèi)容而抽象出普遍的“古典學”概念。
（一）一般古典學的對象：軸心文明的復興
顯然，一般古典學就是通過詮釋“軸心時代”的經(jīng)典來進行現(xiàn)代啟蒙的學術。上文談到的“古學”，在西方就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學術、文化；一般地說，它就是西方軸心時代的學術、文化。學者指出：“西歐中世紀的思想運動為什么都是以文藝復興的形式出現(xiàn)呢？‘軸心時代’的概念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很有益的啟示”；“‘軸心時代’是人類經(jīng)濟活動的基本模式、社會的基本結構、政治的基本功用確立的時代”。[ 王亞平：《論西歐中世紀的三次文藝復興》，《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6 期。]
眾所周知，“軸心時代”（the Axial Period）是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的一個學界廣為采用的概念。他指出：“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chǎn)生、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fā)生的事情。”[ 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 文藝復興運動及其古典學正是“一次新的飛躍”：文藝復興正是“軸心期潛力的蘇醒”或“復興”；它是通過古典學實現(xiàn)的，即“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
顯然，“復興”意味著克服軸心時代“古學”的“斷裂”。學者指出：“在西方，古典文明傳承的脈絡曾經(jīng)中斷，借助古敘利亞人的百年翻譯運動，西方文明的火種才得以保存。”[ 董波：《古典學與文明傳統(tǒng)的價值傳承》，《光明日報》2024年11月6日。] 在西方，這種“斷裂”發(fā)生在“中世紀”（the Middle Ages）；因此，“古典學作為一種將自己斷代為基督教之前的學科，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異教屬性，而其所具有的現(xiàn)代特征（諸如世俗性、科學性和客觀性），本質(zhì)上是來自對神學的反叛”[ 方凱成：《后古典主義：西洋古典學系的自我革命》，澎湃新聞2021年1月4日。]。在中國，軸心時代的“古學”就是先秦學術，而其“斷裂”則是帝制時代的學術。當然，這種斷裂并非古學的完全消失，而是其精神的喪失。學者指出：“古典語文學的雛形雖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時期就出現(xiàn)了，但畢竟被中世紀基督教和圣經(jīng)研究遮蔽了近千年。因此，古典學真正發(fā)端于作為近代序幕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 陶水平：《英國文學批評學科的譜系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4期。]
所謂“復興”，就是軸心時代“古學”的復興。誠如學者所言：“在西歐，古典傳統(tǒng)也有所中斷。……15世紀的文藝復興不僅是對羅馬文化的重新恢復，其中也伴隨著希臘語研究的復興。大批的學者赴君士坦丁堡搜尋希臘文獻手稿，柏拉圖的著作開始重新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文藝復興時期對希臘文獻的研究，無疑為現(xiàn)代古典學的出現(xiàn)奠定了基礎。”[ 徐建委：《古典學、古典文獻學與古代文學》，《光明日報》2025年1月20日。]
（二）一般古典學的宗旨：現(xiàn)代啟蒙
一般古典學的宗旨就是啟蒙，其核心是前面談到的“人的解放”，這是“走向現(xiàn)代性”的前提。前面提到的九位頂級古典學家所著《后古典主義》指出：“盡管古典知識與對經(jīng)典/古典古代的研究有漫長的歷史，但是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的學科、一種與特定領域和實踐綁定的學科，古典學是一種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象。”[ Postclassicisms, The Postclassicisms Collectiv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p.65. ]
確實，古典學雖然研究“古典”，卻是一種“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象”。這是學界的共識：“西方古典語文學雖以古代文化為研究對象，卻并非一門古代學術，而是一門隨著人類心智進步而發(fā)展的、以古代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具有現(xiàn)代屬性的人文學科”[ 陶水平：《英國文學批評學科的譜系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4期。]；“那個時代的世界觀，是從各種舊的元素中興起的新元素。一言以蔽之，是現(xiàn)代性本身”[ 吳功青：《整體性：文藝復興研究的未來向度》，《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月20日。]。
對此，聶敏里有更為詳盡深入的揭示：“古典學作為一門現(xiàn)代新興學科的現(xiàn)代性質(zhì)就得到了清晰地挑明，它是現(xiàn)代心靈對古代世界的歷史地探究，它服務于現(xiàn)代的思想目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古典學是一門現(xiàn)代學術。……它并不企圖延續(xù)古人關于世界的思維模式和情感模式，而是通過對古代知識體系的審理來不僅獲得對古代社會生活的真實了解，而且也由此獲得對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真實認識，它實際上是現(xiàn)代人通過對古代生活的歷史性考察而對自身生活的深刻反省。……這種人的理想從表面上看是古代人，但實際上卻是現(xiàn)代的新人；他們從表面上看是古希臘或古羅馬城邦中的公民，實際上卻是現(xiàn)代城市中的市民。”[ 聶敏里：《古典學的興起及其現(xiàn)代意義》，《世界哲學》2013年第4期。]
理解這種由回歸“古代社會生活”來通往“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奇特思想現(xiàn)象，需要一種全新的思想視域。這種思想視域的展示，可以參考“生活儒學”[ 黃玉順：《生活儒學：儒家思想系統(tǒng)的重建》，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當下的生活作為本源性的“存在”，給出了古今中外的一切“存在者”；因此，“古代社會生活”與“現(xiàn)代社會生活”乃是在當下的生活存在之中“共在”。更通俗地說，“對古代文明的理解，顯然無法擺脫現(xiàn)代文明的基本視域”[ 韓驍：《中西古典學：視野開顯中的文明“共情”》，《光明日報》2024年12月5日。]。唯其如此，“古典文明由此成為現(xiàn)代性的奠基神話”，“學者們相信，現(xiàn)代性推崇的核心價值民主、自由和理性是在古典文明中創(chuàng)造的，而且兩者一脈相承”。[ 黃洋：《西方古典學的傳承與革新》，《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5月19日。]
要之，古典學所涉及的啟蒙本質(zhì)是“古今之變”，即由前現(xiàn)代的觀念向現(xiàn)代性的觀念的轉(zhuǎn)變：“西方古典學……它在根本上就屬于思想的古今之爭、古今之變的范疇，而不能再被簡單地局限在中西之爭、中西之別的狹隘框架內(nèi)”[ 聶敏里：《古典學的興起及其現(xiàn)代意義》，《世界哲學》2013年第4期。]；由此，“我們得以從中西之爭回到古今之爭”[ 劉小楓：《為什么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開放時代》2009年第1期。]；“如果我們不熟悉古今之爭這一歷史事件，難免很難透徹理解文藝復興尤其啟蒙運動的性質(zhì)”[ 劉小楓：《古今之爭的歷史僵局》，《古典學與古今之爭》，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頁。]。
這里有必要談談所謂“現(xiàn)代性批判”“反思啟蒙”問題。我曾撰文澄清相關問題。[ 黃玉順：《論“儒家啟蒙主義”》，《戰(zhàn)略與管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7年版。] 這里簡要陳述兩點：其一，“反思啟蒙”“現(xiàn)代性批判”是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話語，而對于中國來說，還不到“后現(xiàn)代狀況”。其二，即便在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也不能簡單理解為現(xiàn)代性的對立面；“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現(xiàn)代性的反思，并不意味著對啟蒙與現(xiàn)代性的否定，恰恰相反，這意味著迄今為止的現(xiàn)代化過程未能兌現(xiàn)‘人的解放’的承諾”[ 黃玉順：《前主體性對話：對話與人的解放問題——評哈貝馬斯“對話倫理學”》，《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
（三）一般古典學的方法：經(jīng)典詮釋
這里存在著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文藝復興所復興的古學，屬于前現(xiàn)代的范疇，那么，古學的復興，為什么竟然能夠?qū)颥F(xiàn)代性的觀念？這是何以可能的？前面關于“生活儒學”思想視域的陳述，已經(jīng)涉及這個問題的回答。這里進一步講：這個問題的答案，隱藏在詮釋學之中。
文藝復興的古典學，并非古典本身，而是對古典的詮釋。這種詮釋，主要表現(xiàn)為“語文學”（philology）：“古典學的核心是古典語文學。毫無疑問，古希臘羅馬文獻及其語文研究本身是古典學的源頭，但是，古典學不是古典文獻本身，而是對古典文獻和文化的研究。”[ 陶水平：《英國文學批評學科的譜系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0年第4期。]
具體來說，“古典學原本是一門從事對西方古典時代之二種古典語言，亦即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及用這二種語言寫成的古代文明之經(jīng)典文本（文獻）研究的學問”，“其研究對象大致是從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后7世紀內(nèi)的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經(jīng)典文獻”[ 沈衛(wèi)榮：《略說語文學、古典學與“中國古典學”》，《文匯報》2024年5月12日。]；“它（語文學）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時代，而作為一門以批評的精神，借助語言學、古文字學、抄本（手稿）學、文本對勘等科學手段來正確設定和解讀文本，特別是解讀《圣經(jīng)》等宗教文本為目的的近代語文學”[ 沈衛(wèi)榮：《回歸語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頁。]。總之，“作為一門具有話語體系意義的交叉學科，人文語義學強調(diào)對經(jīng)典或說元典的解讀與詮釋，力圖從中尋覓并煥發(fā)其歷久彌新的價值”[ 張寶明：《古典學·語文學·語義學——人文史視閾中的學科建構》，《光明日報》2025年10月4日。]。這就是說，語文學其實就是一種詮釋學（hermeneutics）；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一種“經(jīng)典詮釋學”（hermeneutics），即對經(jīng)典的詮釋。
西方詮釋學與上述西方古典學歷程的三個階段相對應，也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圣經(jīng)》詮釋學；二是以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為代表的、作為人文學術方法論的一般詮釋學；三是以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為代表的存在論的“哲學詮釋學”。
詮釋學的發(fā)展逐漸揭示了經(jīng)典詮釋的存在論性質(zhì)：在詮釋活動中，經(jīng)典生成了新的意義，其實乃是新的經(jīng)典的生成。具體到古典學，古代的經(jīng)典在詮釋活動中獲得了新的意義，它們本質(zhì)上已經(jīng)不再是“古典”本身，而是新的、具有現(xiàn)代性的文本。這里更深層的緣由是：不論作為主體的詮釋者，還是作為對象的被詮釋文本，其實都是由當下的生活所給出的；這種詮釋活動本質(zhì)上是“前主體性詮釋”[ 黃玉順：《前主體性詮釋：主體性詮釋的解構——評“東亞儒學”的經(jīng)典詮釋模式》，《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前主體性詮釋：中國詮釋學的奠基性觀念》，《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我稱之為“注生我經(jīng)”[ 黃玉順：《注生我經(jīng)：論文本的理解與解釋的生活淵源——孟子“論世知人”思想闡釋》，《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08年第3期。]，即不論是“我”還是“經(jīng)”都是由“注”這種作為一種生活實踐的活動所生成的。
四、中國古典學的內(nèi)涵
真正意義的“中國古典學”（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絕不是現(xiàn)今普遍存在的“（西方）古典學在中國”（classical studies in China），即絕不是在中國境內(nèi)的西方古典研究，而是中國經(jīng)典（Chinese classics）的研究。劉小楓說：“建立中國古典學，不可與西方主流大學的古典學專業(yè)接軌，而是要立足中國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傳授中西方古典文明為學業(yè)的本科建制。”[ 劉小楓：《為什么應該建設中國的古典學》，《開放時代》2009年第1期。] 這里提到“中西方”，意謂“中國古典學”的建制應當包含西方古典學的研究內(nèi)容。這當然不無道理，畢竟“中國文明面臨和文藝復興類似的語境，并抱有同樣的復興理想”；“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段，文藝復興在消化和吸納外來文明、推動古今之變方面具有獨特的典范價值，有助于我們自覺地思考中國的文明復興問題”[ 吳功青：《整體性：文藝復興研究的未來向度》，《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月20日。]。有學者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古典學’學術路徑的提出，反映出20世紀以來西方學術范式下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面臨的困境，是在對中國本土知識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學術范式之間的張力進行深入反思后重建自主知識體系的一種嘗試”，即“傳統(tǒng)的‘四部之學’已經(jīng)不可能在一個國際化和現(xiàn)代化的學術體系下復活，古代文史研究必然要在傳統(tǒng)知識資源和現(xiàn)代學術體系之間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而‘中國古典學’的提出正是基于這一考量而做出的嘗試”。[ 程蘇東：《我們?yōu)楹涡枰袊诺鋵W》，《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28日。] 但是，顧名思義，“中國古典學”的內(nèi)涵畢竟是“中國”，其對象當然是“中國的”經(jīng)典。
（一）中國古典學的對象：子學的復興
學者指出：中國古典學應當“努力回到中華文化的原點即軸心時代”[ 周興陸：《還原與衍義——中國古典學的基本路徑》，《光明日報》2025年1月20日。]，這里的中華“軸心時代”，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經(jīng)典，就是先秦諸子留下的文本，亦即“子學”。這里所說的“子學”，包括了儒學；正如班固《漢書·藝文志》在儒家“六藝略”之外的“諸子略”中列入了“儒家”。我同意裘錫圭的判定：“我所理解的‘古典學’，系指對于蘊含著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4日。] 許多學者持有同樣的看法：“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古典學的認識已形成一定的共識，比如：就研究對象而言，將中國古典學之‘古典’限定在先秦或先秦秦漢典籍（經(jīng)典），認為中國古典學以整理研究先秦典籍為主要對象，這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看法”；“中國古典學應以先秦時期元典性文獻和上古文明為主要研究對象和基本任務，這與西方古典學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獻和古典文明研究為根本任務頗為相似”。[ 黃德寬：《關于中國古典學構建的幾點認識》，澎湃新聞2024年11月8日。] 這是因為：“古典學的成立其實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考慮，即它的研究對象不僅是古代的，而且是從整個歷史來說最具有本源性質(zhì)和典范意義的。古典學成立而且被世世代代推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對象具有垂范千古的啟發(fā)和本源作用。……呂思勉極深刻冷靜地指出：‘歷代學術，純?yōu)槲宜詣?chuàng)者，實止先秦之學耳。’他所謂‘先秦之學’主要是指先秦諸子百家之學。”[ 常森：《從“中國古典學”說起》，《中華讀書報》2019年10月30日。]
當然，諸子的經(jīng)典本身是對更加古老的經(jīng)典的詮釋。它們都是“前軸心期”的經(jīng)典，主要是“五經(jīng)”或“六經(jīng)”。不過，據(jù)我的研究，真正的前軸心期的經(jīng)典只有“三經(jīng)”，即《易經(jīng)》《尚書》和《詩經(jīng)》。[ 關于“三經(jīng)”，參見黃玉順：《中國學術從“經(jīng)學”到“國學”的時代轉(zhuǎn)型》，《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1期；《“儒藏”三問——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30華誕感言》，載《時代與思想——儒學與哲學諸問題》，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可以包括“三經(jīng)”。
最近，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帕帕托馬斯（Amfilochios Papathomas）教授談到：“古希臘和中國先秦時期所面臨的挑戰(zhàn)，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相似的，兩種思想都試圖分析人類和人類思想在社會中的定位，建立一種哲學態(tài)度，以幫助人們跨越代溝，尊重傳統(tǒng)，并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上為類似的問題尋求新的解決方案”；這就是說，“東西方古典學在道德觀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并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顯著”；“盡管東西方古典學的文化背景和歷史進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討人類本質(zhì)、生存狀態(tài)以及面對困境時的思考上，展現(xiàn)出驚人的相似性”；“比如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思想等，都展現(xiàn)了人類所經(jīng)歷的情感與感受”；因此，“我們應該珍視這些古典遺產(chǎn)中的共同元素”，“我們擁有共同的過去，也完全有能力攜手共建一個共同的未來”。[ 帕帕托馬斯：《東西方古典學本質(zhì)上驚人相似——專訪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教授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中新社2024年11月8日。]
（二）中國古典學的宗旨：中國的啟蒙
前面提到的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帕帕托馬斯教授，最近談到“文藝復興期間的歐洲，經(jīng)歷了古典學研究的復興。在這期間，西方文明的古典學研究助力歐洲擺脫了中世紀的桎梏，構建了一個全新且現(xiàn)代的人文社會。我認為，這也是當代人文經(jīng)典研究的任務與目標。”[ 帕帕托馬斯：《東西方古典學本質(zhì)上驚人相似——專訪希臘雅典大學古典學系主任、教授安菲洛齊奧斯·帕帕托馬斯》，中新社2024年11月8日。] 這里的“當代人文經(jīng)典研究”，當然也包括目前正在討論的“中國古典學”。
上文談到，一般古典學的宗旨乃是現(xiàn)代性的啟蒙；同理，中國古典學的宗旨也是現(xiàn)代性的啟蒙。正因為如此，“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用‘文學復興’這一詞語來構筑中國特有的啟蒙話語。他們把政教一元的觀念轉(zhuǎn)變?yōu)榻螒B(tài)的同時，將日本福澤諭吉在1870年前后的啟蒙話語以及1879年之后的現(xiàn)代化話語作為參考框架，對中國的國家及學術所展開的啟蒙運動提供了可靠的合法性。”[ 緒形康：《近代中國史上“文藝復興”之夢的意涵》，《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這種啟蒙的歷史背景，就是中國社會的“古今之變”，即由前現(xiàn)代的社會及其思想觀念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性的社會及其思想觀念。顯然，中國古典學的任務，就是以中國軸心時代的“周秦之變”為參照，來探索“古今之變”的道路。
（三）中國古典學的方法：子學經(jīng)典的詮釋
如果說一般古典學的方法是經(jīng)典詮釋，那么，中國古典學的方法就是先秦諸子經(jīng)典的詮釋。有學者說：“可從‘文字’‘文本’‘文化’三個維度，系統(tǒng)開展先秦典籍與上古文明的整體性研究，進而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古典學。……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必須具備古文字、上古漢語的基本素養(yǎng)，這就如同西方古典學者必須通曉古希臘文、拉丁文一樣。……西方古典學對古希臘—羅馬手稿、抄本、銘刻文獻的搜集、校勘、整理以及來源、流傳的研究，中國關于古代典籍文獻制作、傳承、整理、校勘、辨?zhèn)巍⑤嬝完U釋等研究，都可歸之于‘文本’研究的范圍。……中國古典學要從‘文化’這個維度出發(fā)，考索先秦典籍產(chǎn)生和流傳的歷史文化背景，并最終落實到對上古文明的形成、演進歷程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揭示和闡釋。”[ 黃德寬：《關于中國古典學構建的幾點認識》，澎湃新聞2024年11月8日。] 這是可以參考的意見。
但是，誠如學者所說：“在西方詮釋學的影響與激發(fā)之下，中國學者自20世紀末以來逐漸意識到，中國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雖然源遠流長，但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詮釋學’迄今尚未形成。”[ 李清良、張洪志：《經(jīng)典詮釋學對哲學詮釋學之揚棄》，《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盡管如此，這些年來，中國一批學者正在積極努力建構“中國詮釋學”[ 洪漢鼎、傅永軍主編：《中國詮釋學》集刊，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2024年版。]，乃至與德國“哲學詮釋學”相對的、更為中國化和儒學化的“生活儒學詮釋學”[ 黃玉順：《前主體性詮釋——生活儒學詮釋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哲學訓詁學”[ 張小星：《從西方“哲學詮釋學”到中國“哲學訓詁學”建構》，《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生活儒學與“哲學訓詁學”建構》，《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左傳〉“賦詩斷章”的存在論詮釋學分析——作為“哲學訓詁學”的探索》，《當代儒學》第19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等等。
結語
按照上文所給出的“中國古典學”界定，即通過詮釋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經(jīng)典來進行現(xiàn)代性的啟蒙，那么，雖無“中國古典學”之名，卻有中國古典學之實，實質(zhì)上的中國古典學實踐其實早已出現(xiàn)，并一直在發(fā)展之中；最近的熱潮，只不過是中國古典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最新階段。
（一）中國古典學的歷程
此前的實質(zhì)性的中國古典學，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帝制時代晚期（包括中國歷史學中所謂“近代”）；現(xiàn)代（民國時期）；當代。
帝制時代晚期的中國古典學，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際。有學者已指出：“發(fā)生在我國明清之際（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的中國早期啟蒙運動，其產(chǎn)生的背景、形式、內(nèi)容，都與歐洲十四至十七世紀所發(fā)生的文藝復興運動相似。”[ 劉念慈：《試析中國早期啟蒙運動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異同》，《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2期。] 接下來是清代，尤其“乾嘉學派”：“早在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就評價乾嘉學術是‘科學的古典學派’”[ 徐興無：《中國古典學的知識和精神》，《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28日。]；后來胡適也多次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席云舒：《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論著考（下篇）》， 《社會科學論壇》2015年第9期。]。
民國時期的中國古典學，指當時的學者對先秦典籍的現(xiàn)代化詮釋。此類成果非常豐富，最典型的例子是胡適開啟的“整理國故”運動；他所說的“國故學”，其實就是某種意義的中國古典學。梁啟超與胡適的古典學實踐有所不同：“梁啟超對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兩個歐洲近現(xiàn)代歷史發(fā)展的重要階段的性質(zhì)做出區(qū)分，在批評后者將西方的現(xiàn)代發(fā)展引向歧途的同時，他將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及實踐方向作為中國現(xiàn)代發(fā)展以及新文化建設的重要借鏡，這與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話語對于文藝復興的啟蒙主義化的理解分歧明顯。梁啟超將清代視做‘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這同樣與更為強調(diào)新文化運動與文藝復興的一致性的胡適形成差異。”[ 張冠夫：《1920年前后梁啟超對文藝復興的借鏡》，《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現(xiàn)代新儒家對孔孟儒學的重新詮釋；現(xiàn)代新儒家的口號“返本開新”，類似文藝復興的古典學的“復古創(chuàng)新”。
當代的中國古典學，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古典學實踐。對此，近期學界已有不少論說，茲不贅述。
上述實質(zhì)性的中國古典學的不同階段，在對象、宗旨和方法上是一脈相承的：“發(fā)端于文藝復興的啟蒙運動自產(chǎn)生以來，就一直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施加影響并引起積極的回應。從五四運動到‘科玄論戰(zhàn)’，從改革開放到南巡談話，這些特定時期的特定運動不是20世紀發(fā)生在中國的孤立事件，而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國化出場形態(tài)，是啟蒙運動路線圖的進一步延伸并與之構成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伍光良、呂乃基：《啟蒙運動路線圖及其意義——從知識論的角度》，《自然辯證法研究》2012年第5期。]
（二）中國古典學的前景
中國古典學的前景如何？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里，西方古典學的德國教訓值得警鑒：“盡管古代日耳曼人在塔西陀《日耳曼尼亞志》中以蠻族身份出現(xiàn)，但這并沒有妨害德國‘第三帝國’以羅馬帝國、神圣羅馬帝國的繼承者自居。從古典世界中汲取精神養(yǎng)分，趕超英、法，躍居先進國家之列的夢想，既是叔本華非理性主義哲學也是尼采《悲劇的誕生》的深層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多出哲學家’的通俗觀念，其實并沒有太多褒義。）‘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事實證明，這種通過玄想，從古典世界‘復活’創(chuàng)造另類現(xiàn)代性‘捷徑’之結果，是復雜而悲劇性的”；盡管如此，“重新認識古典學并非毫無意義，了解古代中國和世界不是讓我們回到過去，而是更好地清理傳統(tǒng)對當下的束縛，實現(xiàn)真正的啟蒙和現(xiàn)代性”。[ 張經(jīng)緯：《古典學與中國的羈絆》，《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年4月3日。]
綜括全文，可以得出這樣的概念總結：一般古典學是一門通過詮釋軸心時代的經(jīng)典來進行現(xiàn)代性啟蒙的學術；西方古典學是一門通過詮釋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經(jīng)典來進行現(xiàn)代性啟蒙的學術；中國古典學是一門通過詮釋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經(jīng)典來進行現(xiàn)代性啟蒙的學術。
編輯：宮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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