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馬一浮儒學思想研究綜述
來源：《中國儒學年鑒》2024年卷作者：朱越 2024-11-15 16:42
一、“六藝論”
2023年關于馬一浮的研究仍以“六藝論”為研究重點，馬一浮的“六藝論”包括“六藝統(tǒng)攝一切學術”“六藝攝歸一心”“六藝相互該攝”三個主要方面。統(tǒng)觀2023年關于馬一浮“六藝論”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角度：
1.“六藝論”與印學。在馬一浮存印作品及印學著作中也反映出了其六藝思想。朱爍《馬一浮“六藝論”及其印學思想初探》一文中主要介紹了三個方面：馬一浮與“六藝論”、馬一浮的印學思想、馬一浮印學思想的淵源，并通過圖片分析介紹了馬一浮的篆刻作品及經(jīng)典印品的對比情況。馬一浮將六藝論思想延伸至印學思想中，抓住了印學的思想精神內(nèi)核，構(gòu)建了金石觀念，達到了更高、更深層次的藝術儒學境界。
2.“六藝論”與《論語》。裴東升《“六藝之教”：馬一浮〈論語〉詮釋的教化維度》認為，馬一浮以“六藝論”自覺挺立了儒學的教化維度。馬一浮非常重視《論語》，并將其置于“六藝之教”的觀照下以顯現(xiàn)“大義”。他認為《論語》處處都體現(xiàn)了“六藝”大旨：《論語》有“問仁”“問政”“問孝”三大問目，其中凡答問仁都是“‘詩’教”義，答問政都是“‘書’教”義，答問孝為“‘禮樂’教”義。又“‘易’教”是“禮樂教”之原，因而“‘禮樂’教”即蘊涵‘易’教”；“‘春秋’教”是“‘詩’教”“‘書’教”之用，因而“‘詩’教”“‘書’教”中自然有“‘春秋’教”。這一詮釋進路的意義在于：一是將《論語》融攝于“六藝之教”，繼承并貫徹了儒學“教化”觀念，使“六經(jīng)”在儒學現(xiàn)代化這一學術視野中依然可以“在場”。二是重新綰合“六經(jīng)”和《論語》在本源意義上的聯(lián)系，為“六經(jīng)”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極為有力的佐證。從“性—道—教”教化結(jié)構(gòu)的“六藝”與《論語》、“六藝之教”與《論語》“大義”、馬一浮《論語》詮釋與儒學的現(xiàn)代展開三個方面來詮釋馬一浮思想中的教化觀念，通過《論語》對六經(jīng)的分疏，也能對文化經(jīng)典有更深刻的領悟，從而明晰六藝之旨，把六藝之義理精神融入于個體生命的價值信仰之中。
3.“六藝論”與《詩》。許柳泓《詩詞一體，仁心一貫——論馬一浮詞的藝術特色》認為，馬一浮詞雖為數(shù)不多卻也別具一格，從藝術技巧上看呈現(xiàn)出趨近詩體的傾向。馬一浮偏愛使用與律絕詩體相近的小令詞調(diào)，也喜用禪語入詞，不喜修飾，其詞之語辭古奧樸拙。用典豐贍是馬一浮詞的又一藝術特色，或化用前人成句，或引儒釋道三家經(jīng)典，盡顯其慧中之才。其詞是其詩創(chuàng)作的延續(xù)，詩詞一體，只為復歸仁性，展現(xiàn)仁心。馬一浮在“《詩》教主仁”的理念下，創(chuàng)作詩詞四千余首，“仁”作為“一心之全德”，可以通過詩詞來傳達其詩詞一體的理念，最終達到明本性、見仁心。胡書晟、郝潤華《評杜·擬杜·書杜——論馬一浮對杜甫的接受》認為，清末至1949年這一時期，由于時局動蕩，文人們對杜詩的接受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評杜、擬杜、書杜之風蔚為大觀，馬一浮即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馬一浮在品評杜詩的同時，在創(chuàng)作中大量模擬杜詩的語言修辭，繼承杜甫愛國精神及“詩史”傳統(tǒng)，并在書法作品中以杜詩為主要書寫對象。馬一浮對杜詩的接受具有全面性、批判性的特征，探討馬一浮對杜詩的接受，不僅能進一步把握馬一浮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理論，而且還能引導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究近代以來杜詩學的發(fā)展與嬗變。
4.“六藝論”與書法。劉超《六藝圓融：“一代儒宗”馬一浮的書法哲學》提出：“馬一浮先生‘明統(tǒng)類、始條理’的學術理念和六藝論理論體系下通而不局的哲學思維，把篆、隸、楷、行、草五種書體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因循文字發(fā)展的規(guī)律，注重文字學與書法字體的演變、流傳關系，把書學重新回歸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之中，以觸類旁通、一以貫之的學問理路化解學科分科的壁壘，以此能夠構(gòu)建一個新文科體系下文史哲互通互現(xiàn)的新書學?！瘪R一浮的“六藝統(tǒng)攝觀”之所以要“明統(tǒng)類”是因為義理無窮無盡，其中含義也非常廣博，要想弄清其中的道理，必須要有所抉擇，尋求入口，所以才提出一個“統(tǒng)類”來，這無論對于書法哲學研究還是對于義理研究而言，都是為了抓住根本跟本質(zhì)，更好地領悟圣人之理。同時其《馬一浮六藝論體系下的書法思想及其意義》認為，馬一浮是20世紀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被時人尊為“一代儒宗”和“書法泰斗”，其書法理論與實踐是其六藝論學問體系的組成部分，具體表現(xiàn)為從六藝統(tǒng)攝到五體兼修的書法思想，即運用其專精廣博的六藝論在書法實踐和書法理論中遵循“統(tǒng)”“通”的哲學思維，把《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統(tǒng)攝關系引申到書法的篆、隸、草、行、楷五種書體之中。馬一浮的六藝統(tǒng)攝理論在書法上的應用可以稱得上“五體兼修”，在互融互攝中構(gòu)建了一套書法體系，即《詩》之書法、《書》之書法、《禮》之書法、《樂》之書法、《易》之書法，走出了一條盡心知性、心物合一的內(nèi)圣之路。葉子衿《馬一浮〈蘭亭序〉題跋所表現(xiàn)的書學觀》認為，作為近代新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馬一浮在精通書法的同時，于古代哲學、文學等無不造詣精深。馬一浮精通儒、佛、道，所以他對《蘭亭序》的鑒賞觀不局限于書法的角度，而是參以儒、佛、道三家的眼光。對書學有著獨特的闡發(fā)和新穎的見解，豐富和發(fā)展了“蘭亭學”，值得研究和重視。論文從文化學、金石學和藝術美學的角度探究馬一浮的書學觀，從另一個維度窺視馬一浮的學術世界。
5.六藝論與《洪范》學。洪博升、羅?！独韺W視域下的民國〈洪范〉學及其淑世關懷——以張其淦、唐文治與馬一浮為觀察中心》認為，民國時期，值政治社會劇烈轉(zhuǎn)變之際，張其淦、唐文治與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學家說詮釋《尚書·洪范》以發(fā)揮其政治思想，分別以禮范、公心、性理詮釋皇極，輔以其他八疇所引理學思想，知三家實為“理學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學。另從現(xiàn)實背景觀之，知三家以理學詮釋《洪范》各有其淑世關懷，即在同一個民國脈絡下，張氏站在清遺民立場言治世當立于禮重人倫；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為政當保公心；馬氏身處日軍侵華之時，故特言貴德復性，由此理解民國學人借理學經(jīng)世的一股聲音。
二、馬一浮學術活動與日常生活
田麗嬌《馬一浮樂山史事鉤沉》認為，抗戰(zhàn)時期，樂山因其地理優(yōu)勢成為眾多政府機構(gòu)、教育機關、工礦企業(yè)的遷移目的地。1939年3月至1946年3月，中國現(xiàn)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馬一浮在樂山烏尤寺創(chuàng)辦復性書院，主講六藝之道，刊刻儒家典籍。馬一浮的辦學歷程、交往生活，深刻展現(xiàn)了他的儒士精神與民族大義。也反映出他為實現(xiàn)儒家教育理想、繁榮近代四川教育、保留傳統(tǒng)文化種子做出的巨大貢獻。
葛許國《國學大師馬一浮與蔣莊》介紹了當代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于1950年后住在杭州西湖花港公園內(nèi)的蔣莊。蔣莊主人蔣國榜是馬一浮的學生，他讓恩師住在蔣莊安度晚年。1957年，周恩來總理陪同當時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來到杭州，在當年4月的一天，專程到蔣莊拜訪馬一浮。伏羅希洛夫問馬一浮“最近干什么”，馬先生說“在讀書”。伏羅希洛夫又問“最近研究什么”，馬先生又說“在讀書”。儒家先祖孔子的《論語》，開篇第一句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一浮的儒學思想涵蓋豐富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理論，是一切學術的源頭活水，是中國學術理論的經(jīng)典，是中國人立德修身的基礎。馬一浮提出的“六藝該攝一切學術”“六藝統(tǒng)攝于一心”，初聞或有勉強之感，但其所說的“統(tǒng)攝”實質(zhì)上是性理上的統(tǒng)攝，并非具體事項上的統(tǒng)攝六藝可統(tǒng)攝一切學術，六藝本就自然，六藝之教亦是人類的正常生活，并非所謂的守舊、考古，它是前進的、日新日成的、普遍的、平民的，他說：“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養(yǎng)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國學術之定能昌明，不獨要措我國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當進而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yǎng)而不致有爭奪相殺之事”，這是對儒學的執(zhí)著，是對人類和平事業(yè)的期待，是人格力量的豐沛，更是對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自信與堅守。
（作者單位：尼山世界儒學中心）
編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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