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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章太炎儒學研究探討的重點主題是其對先秦子學的闡釋研究以及與同時期學者思想比較研究方面。

　　一、章太炎先秦子學闡釋研究

　　1.新孔學。崔慶賀在《戊戌變法前后章太炎的“新孔學”及其政治意義》中談道，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前后，借鑒中外思想對孔子進行了重新研究與評價。第一，借鑒西方近代科學思想，使孔子的“立人道”融入了科學內容。第二，以佛釋孔、以西釋孔，使作為常道的“仁”具有更豐富的思想內涵和更堅實的學理基礎。他結合“以仁為本”與“筆削六經”，確立了孔子——荀子的思想傳承脈絡，為自己發展改制論提供了理論依據。第三，提出孔家為中國共主、清帝為“客帝”、地方為“分鎮”的觀點，設計了頗有特色的政治改革方案。章太炎整合西學、佛學以重釋孔子思想與改革政治的思路，是對傳統經學的突破與改造，是以佛學、西學為知識資源建構“新孔學”的努力，也是其思想進一步發展的前提。李智福在《“斷所知障而不盡斷煩惱障”章太炎之孔子哲學詮釋發隱》中探討章太炎以佛釋孔，章太炎以佛學的大成菩薩定位孔子，以佛學解釋孔學，并進一步在“回真向俗”階段給予孔子一種深度的哲學詮釋，這種詮釋可一言以蔽之為“斷所知障而不盡斷煩惱障”。“斷所知障”是肯定孔子能參透真如實相這一究竟真實，以阿賴耶識為孔學重建本體，佛學實相、證道法門、證道境界等都出現在太炎對孔子之學的詮釋中，形成以佛學教理和佛教哲學敘事方式對孔子之學的深度格義。“不盡斷煩惱障”是指孔子上宏下化，不舍離有情世間而為大悲闡提，《論語》多為契合中土眾生的世間法。章太炎的孔學詮釋既在最高的意義上推崇孔學智慧不亞于佛學，又突出孔學作為世間法的儒學特色，不僅注重孔佛之同，同時觀照孔佛之異。

　　2.孟子觀。王曉潔《學術與政治：雙重視野下的章太炎孟子觀》從以佛解孟的角度，分析、比較了章太炎儒家思想中的孟子觀、荀子觀，集中詮釋了佛學視域下的孟子人性論。在西學東漸背景下的近代中國，如何重整傳統文化資源來抵御西學入侵，是有識之士面臨的共同問題。尊荀抑孟是章太炎研究先秦子學，彰顯自己經世用心時的整體立場。受制于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章太炎認為孟子以道德介入政治的路徑過于理想化，無法切中現實之弊，不如荀子的政治治理思想務實、理性而有效驗。

　　因此，相比于其他諸子，對孟子的研究是章太炎學術思想中極為薄弱的部分。盡管如此，章太炎還是通過以佛解孟的方式對孟子人性論進行詮釋，以外道的“神我”來詮釋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這一命題，鮮明地體現了他在近代學者中比較獨特的研究方式與學術特點。作為具有雙重身份的近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的思想觀點亦有學術和政治兩方面的用心，并經常因為二者之間的張力而使得其前后言說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二、章太炎儒學“本源”闡釋研究

　　黃燕強《章太炎“原儒”及其儒學與經學之辨》做出了進一步訓釋。“原儒”是一個古老的思想議題，相對于傳統儒者的“即道原儒”方法，章太炎從語文學角度考證“儒”的字源義，及“儒”的原初身份，論證三科之“儒”的演變脈絡，據此說明儒學的本源及其與孔子和六經的關系，進而辨析儒學與經學的異同。《原儒》是一篇兼具考據與義理的作品。就考據層而言，它體現了章太炎治學主求是的宗旨；就義理層而言，它透露了章氏對康有為儒教論的反省，及其對傳統儒學乃至國學的現代性轉型思考。考據方法旨在求真，義理探求意在救俗，《原儒》蘊含“真”與“俗”的雙重義諦，從“真俗”的維度來把握此文的主旨，更能凸顯其在國族與文化的轉型期中，所具有的學術思想史意義。費軒《章太炎與現代中國哲學的“本體”問題》以章太炎對哲學“本體”概念闡釋的角度切入，提出這一概念的使用是高度政治性和問題化的：如何在堅持即用以顯體的唯識取徑和應對攝體以歸用的革命現實問題的同時，不使主體的內在緊張感趨于消失，不使主體的道德踐履迅速滑脫，從而喪失了批判性？這是章太炎面對的急迫問題。章太炎肯定依他起性，歸于阿賴耶識，實際上是以歷史建立“本體”，同時挺立起歷史中的主體，使之源源不斷地產生革命的能動性。如果以章太炎為中心，對現代中國哲學有關“本體”的話語實踐進行考察，從熊十力晚期的“體用論”回看章太炎的哲學理路，便可以揭示一條為新心學和新理學敘事所掩蓋的現代中國哲學潛流。

　　三、求同與比較研究

　　在章太炎與同時期學者思想的比較研究方面，有吳蕊寒的《國族關系與文野之辯——楊度與章太炎思想比較研究》，其中談到，在“預備立憲”的背景下，楊度與章太炎就民族與建國問題展開了辯論。楊度的《金鐵主義說》和《章太炎的〈社會通詮〉商兌》《中華民國解》三篇文章所構成的對話，反映了二人對民族、民族主義和民族與國家關系的不同理解。楊度與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別不止于“聯滿”與“排滿”，亦非“文化民族”與“歷史民族”。在楊度看來，建立國家是絕對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義只會阻礙統一國家的建立，他意圖從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質的國民主體構成新的國家；對章太炎來說，民族是先于國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國家的根基，他主張將歷史性存在的漢族重塑為政治民族，既將民族主義作為建立國家的動員手段，也將民族視作國家的主體和實質。楊度的民族主張試圖斬斷歷史，具有鮮明的進化主義和文明論色彩，是普遍主義的；章太炎則將歷史作為正當性的來源，對普遍主義的制度和價值心懷警惕，更強調民族所蘊含的特殊性和具體性。吳寒《空間與秩序——章太炎、劉師培“南北論”之比較》認為，中國南北文化存在顯著差異，北方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注重禮教和制度；而南方文化則更加開放，吸收了更多佛教和道教等多元文化元素。他在《方言》中提出“夏楚一體”的觀點，認為南北文化的差異在于語音和歷史變遷。盡管存在差異，章太炎也看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認為這種融合有助于中國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南北”是認識中國地理空間的重要理論視角，也成為現代學術轉型中備受矚目的思想碰撞點。章太炎和劉師培在這一問題上的對話，對現代文學地理學、區域語言學等學科產生了深遠影響。自其異者觀之，章太炎力主“夏楚一體”而“宗南”，嘗試以“張楚”抉發文明內部生長的新契機；劉師培極言“音分楚夏”而“宗北”，主張“北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根脈所在。自其同者觀之，二人區判南北的根本目的都是在其中植入一個理想秩序，從而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敘事結構內重新凝聚起文明根脈。章、劉的共性在與同時期日本學者的對比中更加明晰，二人間的思想共振也為我們今日理解中國與世界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鄧紅《章太炎與“日本陽明學”》將章太炎對王學本身和“日本陽明學”所謂“兩個陽明學”相比較，不難窺見其王學評判顯示出從低到高的傾向，這實際上是兩種學說學習、吸收、鑒別、再造的過程。由于他的王學觀始終摻雜個人的學術門戶之見，古學、經學（《左傳》）特別是佛學之類的有色眼鏡太多，妨礙了他對王學義理的全面理解，但他的王學修養，在歷史背景、方法論、對明治維新與陽明學關系的態度，尤其是對“知行合一”的理解方面，受到“日本陽明學”的影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年度章太炎儒學思想突出特點是從微觀和宏觀、整體與個案多角度討論其儒學思想的學術流變，并將其儒學思想融入近代儒學史、中國儒學史中考察，探討角度成多元化的趨勢，就其儒學思想研究而言，先秦子學研究仍是研究的重點，以佛釋孔、以佛解孟的思想研究所占比重相對較大。同時，章太炎儒學思想的變革，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儒學與現代社會相結合的路徑，有助于推動儒學在現代社會的傳承與發展，他的“求是觀化”精神鼓勵現代人以客觀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促進文化創新與發展。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文化自信、道德建設還是國學發展等方面，都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借鑒。

　　（作者單位：尼山世界儒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