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色国产-久色视频网-久色视频在线观看-久色网-五月丁六月停停-五月sese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學者稱之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明清之際大儒。學界一般把王夫之的學術思想和對它的研究稱作船山學。囿于聞見，筆者發現2023年船山學研究以學術論文為主，研究專著僅2部，另有2部船山作品的譯（注）作。本年度的船山研究以船山哲學為大宗，其次分別包括船山的文學、歷史學和思想、政治學、學術史等。現以專題為據，將其中已發表或出版的代表性成果作一綜合的概要敘述。

　　一、船山哲學研究

　　船山哲學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史關注和研究的重鎮之一。2023年，有關船山哲學研究的論文數量占全部船山學研究論文數量的一半以上，研究的面向集中于船山哲學的文本與論題。

　　陳明《王船山對理學“氣質之性”說的檢討與重釋》圍繞《讀四書大全說·論語》《讀四書大全說·孟子》《張子正蒙注》三個文本，對船山有關“氣質之性”于不同文本詮釋脈絡下論說之同異做出了考察。認為在這三個文本中，船山具體論說于表面上看似有所分歧，但其主旨方向，仍可見出相通之義。大體說來，船山針對程朱將人之不善歸于先天“氣稟”或“氣質”的觀點，提出了一種兼具普遍共通性、特殊個體性以及動態發展特征的人性論。秦晉楠《再論王夫之“誠意”功夫的特色及其與朱子和陽明的異同——以〈讀四書大全說〉以中心》認為，王夫之對誠意的解說與朱熹、王陽明都有所不同。王夫之的理解有三個特點。其一，誠意不是單純后設式地在念頭上打轉的功夫，而是讓善心、正心主動、自然發動的積極功夫。其二，誠意的關鍵不在于圍繞已經產生的意念，尤其不是單純落實好惡或快足。相反，心之正、理之善才是誠。其三，致知與誠意、知與行是可以相對區分開的兩種工夫，二者在不同情形下互有先后。許家星《道之辯——以船山對雙峰〈學〉〈庸〉解的評議為中心》從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對宋代理學家饒魯的《學》《庸》之評這一具體個案討論入手，揭示了王夫之對朱子后學的認識及其意義。王夫之的評析，圍繞“道”的論述展開，在忠信與道、誠與道、知與道、人道與天道、鬼神與道、敬與戒懼、慎獨之修道工夫等論題上發表了獨特看法。這既彰顯了雙峰的思想特色，也表明了王夫之的四書學，實融于層累式詮釋朱子“四書”的龐大學術話語中，具有濃重的道學底色。周廣發《從“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論本體之知》考察了王夫之的言道關系，認為激于時變與學風，王夫之對語言之功用、經驗世界和歷史文化予以更多重視，一反中晚明以來重心悟和談玄論道的學術風氣，強化了經（文）以載道、以言明道的傳統觀念。李長泰《船山公正思想天道依據的三層邏輯解析》探討了王夫之倫理道德觀之一的公正思想的理論根據。公正思想源于天、地、人三道。天道公正依據促成了公正思想的建構，又主要從乾道公正、天理公正和天地公正三個方面展開。劉龍《王船山〈大學〉詮釋中的“誠正相因”論探析》認為，王夫之詮釋《大學》時提出了“本末相因”思想。這突破了朱子、陽明等學者《大學》詮釋的義理藩籬，體現出船山《大學》詮釋的獨特性和創造性。“誠正相因”論集中展現了船山心性本體論心性工夫論的特質。誠意與正心的相因關系，即是互相為用，互相為功，互相為效的關系，這種關系即是“誠正相因”的具體內涵。以文質論為視域，常達《文質論視域下的大同與小康——以王夫之為中心》探討了王夫之文本中的大同與小康。王夫之在宋儒的基礎上，將大同與小康分作歷史狀態與政治法度兩種層面，二者性質各異，又互不相妨。作為歷史狀態的大同與小康是由野入文的過程，是制度文明發展程度由低到高的過程，即今勝于古。作為政治法度的大同與小康相為表里。大同作為“里”，奠定了禮的精神內核，小康作為“表”，兼具“禮文”與“禮意”。在大同與小康關系的基礎上，船山進而構思了新的政治理想，即《禮運》所提大順。大順合大同與小康為一，并以“仁”為運轉樞紐。吳根友、孫邦金《尊經抑子，經子兼綜——王船山的經子關系探論》主張，王船山試圖通過重構經子關系的具體環節，以之作為實現華夏文明別開生面的有機環節。一方面，他堅持儒家的“經學基礎主義”，對以“正統”雄居的朱子學的經學體系，進行了規模龐大的重新詮釋；另一方面，他又在老莊、浮屠和申韓等“異端”子學的研究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開創了近世子學先河之一支。馮琳《王船山實踐觀的湖湘學淵源》追溯了王船山實踐觀的湖湘學淵源。王船山的實踐觀，既賡續了先秦時期即身顯道特質，也繼承了湖湘學派“學貴力行”“致知力行互相發”的傳統。王船山實踐觀的核心概念是“知”與“行”。以此為繼承，他形成了崇實重行的實踐觀。宋志明《王夫之與工具理性轉向》將工具理性視為王夫之思想的鮮明特色。王夫之在世界觀視域、認識論視域、人性論視域均實現了轉向，把宋明理學在這三個視域的窮理盡性、“知先行后”和“存理滅欲”的價值理性分別轉向了經世致用、重行和理欲和合的工具理性。

　　船山歷史哲學是船山哲學研究中經久不衰的一個話題。劉元青《試析王船山“因人以成天”的歷史哲學》論析了王船山“因人以成天”的歷史哲學。在船山那里，言道必以人為歸，天道必因乎人。“因人以成天”之人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在天子之位”的圣人，如堯舜；二是非圣人之時君，如漢武帝；簡柔、仁義與公正，措之于治就是“成天”的三個內容。王船山借“位”以實現外王的理想，是切于歷史現實的考量，體現明末思想家經世致用的思想特征。“成天”是王船山歷史哲學的最終旨歸，相對于內圣，船山更重經世致用。程志華《船山歷史哲學之一斑——對王船山〈搔首問〉的解讀》則以王船山《搔首問》為中心論船山的歷史哲學，認為《搔首問》是船山對崇禎一朝的政治憂思，故是其歷史哲學之一斑，不能反映全貌，且理論系統性不強；所問為“人問”而非“天問”；所論為“治道”而非“政道”，是以君主專制政治為前提對治理天下之道的思考。該書凸顯了船山治學的“用世”宗旨。

　　二、船山文學研究

　　自船山文學研究被納入學術視野后，船山詩學一直是其中的熱門研究對象。2023年的船山詩學研究也不例外。徐楠《本質主義思維模式中的論說矛盾》重點論析了王船山詩歌批評的學理疏失。其一，批評原則、批評方法與批評對象的性質、特征不盡匹配；其二，批評觀點的表達存在邏輯破綻。它們導致船山詩評的矛盾之處有三：重道輕藝、典范風格優先、文本外標準的介入。其原因則與船山的本質主義思維模式密切相關。張偉《船山詩學“情”范疇對明清尚情傳統的批判繼承》從范疇層面研究王船山詩學對明清尚情傳統的批判繼承，細致辨析王船山之“情”與“志”“欲”“意”“理”“勢”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討論王船山詩學對當代文學理論體系建構的啟示。此外，論者還從船山詩歌創作和詩歌選評的角度討論船山詩學的特點與價值。王夫之全篇模擬了阮籍八十二首五言《詠懷》，在阮籍詩歌接受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龔悅、張喜貴《出入于〈詠懷〉——王夫之擬阮詩探究》認為，王船山擬阮的特點有三：化用詩句，效仿章法；效仿深遠蘊藉和寓婉于直的抒情風格、效仿起興的景物事理，自寫懷抱。阮詩符合王夫之的詩學觀念和王夫之欣賞阮籍的胸懷氣度等是王夫之擬阮的原因。吳戩《試論王夫之〈唐詩評選〉的選評特征與教育價值》總結了王夫之《唐詩評選》的選評特征與教育價值。

　　從船山文學研究層面而言，2023年度嚴格意義上的船山研究專著僅有1部，即石朝輝所著《二十世紀王船山文學思想研究史》。該書重點研究了王船山的文學思想，梳理了20世紀以來對王船山文學思想的研究現狀，即以時間為線索，從文學、詩學、美學等角度對20世紀的船山文學思想研究作一個全面的介紹，總結已有的成果和經驗，同時也發現其中需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促進“船山學”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三、船山史學研究

　　船山史學屬于船山研究中比較成熟的部門。2023年，這方面的論文有兩篇頗具新意。劉駿勃《試論通史與普世史的區別——以王夫之和鮑修哀的史學著作為對象》站在比較史學的高度，以王夫之和鮑修哀的史學著作為對象討論了通史與普世史的區別。鮑修哀是17世紀法國重要的神學家、史學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歷史學方面的代表著作。作者聲稱，將其譯為《通史論》或《世界通史》等是不合適的，因為Universal History與中國的“通史”概念在內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的核心在“通古今之變”，具有通史體例與通史精神兩個層面。王夫之的史學著作（《讀通鑒論》《宋論》）雖屬史論體，但展現了通史精神，比如重視古今之變、對變與常之間關系的認識。而鮑修哀此作記敘的是一些神學事件和分散的帝國興衰，尚沒有達到“古今之變”的層次，故沒有體現中國史學傳統的通史精神。魯犇《多元話語與人物書寫——清代〈衡陽縣志〉中王夫之形象變化研究》試圖通過探討清代不同時期的衡陽縣志中關于王夫之人物事跡的記載，考察人物書寫背后的時代背景和影響。雍正《衡陽縣志》的編修始于雍正八年（1730），由王夫之子王敔和鄉紳宋薊齡編撰，其中人物書寫由宋薊齡負責，但此次編撰因未孚地方公眾輿論遭遇毀版；雍正十二年（1734），士紳徐璣等人續修，即現今所存的雍正版《衡陽縣志》。乾隆《衡陽縣志》王夫之記載基本沿襲自雍正《衡陽縣志》，字句略有增改。嘉慶《衡陽縣志》“人物”部分對王夫之的敘述基本是雍正《衡陽縣志》中王夫之記載的復刻，但傳記末尾附有“余詳藝文志”的提示。嘉慶《衡陽縣志》新增“典籍”目類，列入王夫之書目33種，為所錄衡陽地方名人第一，其中尚有朝廷禁毀的王夫之作品。新一輪《衡陽縣志》始修于同治八年（1869），于同治十三年（1874）刊刻，共十一卷，由湘軍名將彭玉麟領銜，羅慶薌等人搜集資料，最終由王闿運完成全文。新文本的接受意味著王夫之新形象建構的完成，同治《衡陽縣志》塑造的“楚之大儒”與“一代儒宗”形象為此后的湖南地方志所繼承，代表著地方公共歷史層面建構王夫之的新成就。

　　在思想史背景下掘發和闡釋王船山思想體系中的概念與命題也是一個重要的路子。高陽《裕情——王夫之〈詩廣傳〉中的修養處世論》與孫雪晴《王夫之〈詩廣傳〉“馀裕”思想及其價值》都在王船山《詩廣傳》中發現了“裕”的多層次意義，但他們切入的視角有所不同。高陽從“裕情”出發，認為《詩經》的意義不僅在于詩歌背后的美刺意蘊與詩學理論，還在于其蘊含的修養處世思想。在《詩廣傳》中，王夫之通過詩情的審美實踐尋求道德修養的詮釋進路，將人之修養處世的關鍵鎖定于情的對治，提出了修養從容、處世余裕的“裕情”修養處世論。孫雪晴聲言，王夫之《詩廣傳》中的“馀裕”思想是其理論創新。該思想主張個人修養和社會治理應達到寬裕從容的狀態，具體包含裕情養性、裕德修身、裕民治國三個層次。“馀裕”思想是對先秦儒家“馀裕”觀點的繼承與發展，對于救治明末競躁戾氣與遺民心態具有很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吳晉先《王夫之正統論與遺民生命意義的建構》指出，王夫之通過構建正統興廢與遺民存道之間的關聯，為遺民找到了歷史中的定位，為遺民的生存賦予了一個可期待的未來。清朝本質上是新的正統王朝興起之前的一個過渡，當真正的正統王朝來臨時，治道只能來自“在野”的士人所傳之道。由此確立遺民存道所具有的重大時代意義。以船山《宋論》為中心，從變法、黨爭與士大夫政治三個維度出發，林鵠《變法、黨爭與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論》闡析了船山的政治理論。王夫之認為，維持良好政治風氣的關鍵，是避免出現黨爭。一旦形成黨爭，無論君子還是小人，都會意氣用事，置國計民生于不顧，政治將成泄憤的工具，走向非理性的極化，國家也就隨之崩潰。而要避免黨爭，關鍵是杜絕體制外的聲音。王夫之作《讀通鑒論》《宋論》，不是要給后人提供可以按圖索驥、存在現成答案的治國手冊，不是絕對否認變法、上書的合理性，而是提醒后人，切勿輕言變法。

　　船山晚年所寫兩部史論《讀通鑒論》和《宋論》歷來為人重視。郭孟良和謙德書院分別對這兩部作品作了翻譯和注譯。《讀通鑒論新譯》的譯者郭孟良以《船山遺書》中的《讀通鑒論》為底本，參考中華書局舒士彥點校《讀通鑒論》和岳麓書社2011年版《船山全書》修訂本《讀通鑒論》，吸收其部分校勘成果，采用直譯和意譯相結合的方式翻譯《讀通鑒論》。此外還撰寫題解、提煉主題、附錄出處。《宋論：全本全注全譯》共十五卷，謙德書院在深度研究宋代歷史的整個過程及諸多細節后，把對各代帝王將相的審視評鑒與“王朝怎樣由興至衰至亡”這個問題緊密聯系，通過對每位帝王在位時的人物、事件的評述，以及對諸多歷史細節的考察，史與論巧妙結合，由此評析他們的得失功過，洞察王朝盛衰轉變的根由。

　　四、船山學史及其他研究

　　探論船山學術地位抬升的歷史過程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一個令人著迷的議題。王興國《以陶澍為首的人才群體對船山學的貢獻》聚焦清朝嘉、道年間，揭示了此時期以陶澍、鄧顯鶴代表的湘籍人才群體推崇和抬升王船山學術地位的努力。陶澍于嘉慶間充當國史館編修參與《國史·儒林傳》的編纂工作，湖南學者僅選入王夫之。這是提高王船山在全國的學術地位的一個重要步驟。道光年間開始，湘籍學者開始研究船山生平和思想，如鄧顯鶴、唐鑒。雷天將《清初“三大儒”辨正——從“近三百年學術史”上的王夫之談起》考察了王夫之位列明清之際三大儒之一的學術歷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被合稱為清初“三大儒”是相當晚近的發明，其中又以王夫之確立“三大儒”的地位最晚。王夫之進入清代思想史的視野最晚，他位列“三大儒”之一的歷史地位，是清代道咸年間尤其是民國以來梁啟超、錢穆和侯外廬等學術史敘述與架構的結果。

　　船山的學術交游至今仍是一塊待開墾的研究領地。張利文《青原與南岳間的守望——方以智、王夫之交游詩證》以船山之詩為證，對船山和方以智（字密之）之間的交往進行了考索。密之與船山在對待儒家與外來文化的信念上存在的差異不容否認。往往被人忽略的是，密之弱冠之年即浸淫于晚明江南士人黨社活動的傳統中，披剃后仍借助子侄、弟子參與復明活動。而船山只在永歷三四年間廁身朝班，相對游離于晚明江南士人社盟，于復社活動較為疏遠，故最終選擇了閉關歸隱、著書立說。

　　通觀《船山全書》，船山及其父輩有關治家的言論與思想為數不少。對此，朱迪光把《船山全書》中凡涉船山家書、家訓和家教的資料進行了整理和研究，撰成《船山家訓導讀與研究》一書。全書分為六篇，內容包括：《傳家十四戒》《耐園家訓》《自題墓石》導讀與研究、《家世節錄》《世系詩》導讀與研究、船山家書導讀與研究、船山家庭訓導詩歌導讀與研究、船山其他著述中家教資料導讀與研究等。

　　2023年，船山學研究領域在規模上基本是對之前數年研究范圍的延續，并在很小幅度上有所拓展與深化；而從研究成果看，船山學研究新見頻出，高論亦多，是繼承和發展以往研究基礎的結果，并將持續推動船山學研究臻于至善。

　　（作者單位：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