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王陽明哲學研究舉要
來源：《中國儒學年鑒》2024年卷作者：李陽 2024-11-15 15:41
王陽明（王守仁），作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軍事家和教育家，其心學思想對中國乃至東亞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王陽明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精細化的趨勢。本文基于近期發表的相關文獻，對王陽明研究的主要方向、核心觀點及研究動態進行綜述，以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參考和啟示。
一、陽明心學與經學的互證與會通
王陽明的心學思想與其對經學的闡釋密不可分。鐘純《“經學即心學”：王陽明心學與其經學互證與會通》指出，王陽明通過心學視角重新詮釋經學，將傳統經學中的“理”內化為個體的心性修養，實現了心學與經學的深度融合。王陽明經學與心學的關系本是相輔相成，互證互通，但在以往陽明學研究中，由于過于強調其心學本身，而忽視對源于經學的心學內容進行挖掘與考察，亦較少深入對經學與心學關系的辯證關系的厘清。王陽明通過“以心釋經”與“以經證心”兩種詮釋進路，將其“經學即心學”的主張付諸經典的詮釋當中，以此來反映“六經”與“吾心”互證的具體過程。鐘純進而指出，陽明的經學觀是立足于心學，并以“經心會通”“由經明心”等運作模式來闡發心學要義，亦即在經典詮釋中要求去繁求簡、體認本心，致使經學最終轉為心學的輸出。因此，他強調對于陽明經學與心學關系的反思與認識，應該重回儒學詮釋傳統，而非一味“以西釋中”。
薛建立《從良知見在到自慊：王陽明致良知工夫的現實展開》進一步闡釋了王陽明如何通過致良知工夫將心學理念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展現了心學與經學的實踐互證。薛建立認為，王陽明“四句教”所開顯的致良知工夫路徑可以推闡為：從良知見在處肯信良知以生發源初的工夫境域，由“工夫不獨”而成就工夫良性的背景態勢，然后實落用功為善去惡，最終求得自慊。良知見在處肯信良知即要有從中心視域到邊緣視域的肯信：中心視域的肯信最為重要的是當下保有那一念明覺處的道德實行意愿；邊緣視域的肯信則涉及道德形上學的建立；兩種肯信力量的主動融合則在于立志。“工夫不獨”主要指師友間的感通相助。實落用功為善去惡則一方面當量力有漸，另一方面須無間于內外動靜未發已發。自慊為致良知工夫成就時內心所具有的純粹良善實感，可以作為致良知工夫的當下印證。四者的現實展開并非線性的，而是一種參伍錯綜的相續。
二、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單虹澤《“著實用意”到“實行其意”：“自然”視域下的王陽明“誠意”說》從“自然”的視域出發，探討了王陽明“誠意”說中的知行合一思想。單虹澤認為，王陽明的“誠意”學說包含了一個意義轉向的過程，這已成為今日學界之共識，但少有學者揭示成因。事實上，這一轉向與陽明學中的“自然”概念相關。根據不同語境，“自然”展開為兩種含義：一是道德實踐的自發動力，二是道德本體的自然狀態。根據“自然”的第一種含義，“誠”表示在自發的內在動力的推動下為善去惡，“誠意”就是使“未誠”之意復歸于“誠”。根據“自然”的第二種含義，“誠”表示使心體的本然至善狀態充分呈現，“誠意”就是使本來真誠的道德意念展開于道德實踐之中。這兩種工夫進路可以分別概括為“著實用意”和“實行其意”，前者重在“以意治意”，后者重在“以事顯意”。陽明“誠意”說的發展路徑展現為從“著實用意”到“實行其意”，其內在根據是陽明基于“自然”觀念對意、物的不同理解以及對朱子“誠意”說的修正。
盧盈華《情感、良知與行動的內在交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重探》深入分析了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中情感、良知與行動的內在關系，揭示了其作為實踐哲學的深刻內涵。盧盈華認為，良知與行動相關的意涵包括道德行為推動力、實踐能力兩個方面。道德情感貫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識的清晰性、行為推動力和對外在知識的促進方面，未經實踐深化的良知與為實踐所深化的不同階段的良知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程度差異。這種解讀可以解決王陽明知行合一說表面上的矛盾和邏輯問題，并更好地澄清我們的道德體驗。
三、陽明良知論的內在邏輯和致良知工夫的展開
良知論是王陽明哲學體系的重要基石。蘇曉冰《王陽明與理學中的道統問題》探討了王陽明良知論與理學道統之間的關聯，揭示了良知作為道德本體的內在邏輯。蘇曉冰認為，“存天理、去人欲”在陽明那里與在朱子那里一樣，都構成了“精一”之功的更為具體的下手工夫，也同樣是圣學工夫的根本所在。雖然陽明晚年進一步將自己的工夫進路界定為“致良知”。但實際上，致良知仍然可以看作是“存天理”的具體方式，因此他說：“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傳習錄下》）進一步而言，甚至致良知也可以看作是“精一”之功的更為具體的方式：“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傳習錄下》）因此，源于“十六字心傳”的“精一”工夫構成了致良知工夫的根源。總而言之，作為“心學之源”的“十六字心傳”是陽明道統論的核心所在，而陽明道統承接的正是程朱以來的理學道統論，其心學建構也是在理學道統論所開出的心學路向上展開的。
李煥然《“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王陽明心理行為論簡議》從心理行為論的角度，分析了良知在個體行為決策中的關鍵作用。李煥然針對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這本書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質疑：無論傳統上對于王陽明的批評者，還是當代研究王陽明的學者，對于他們來說，一個中心問題在于——王陽明的學說是否在本質上是基于某種對于“知”（知識）與“行”（行動）的修正性的理解？王陽明究竟是接受了對于知識和行動的通常的理解并在這個意義上主張知識和行動是“合一”的，還是提出了一種修正性的知識和行動的概念，從而使得“知行合一”這一立場顯得更加合理？就該問題關于“行”的方面來看，一直以來，人們的關注主要在于王陽明文獻中的那樣一些段落，在那些段落中，王陽明清楚地聲稱特定的心理事件（mentalevents）就是“行”，或者構成“行”的部分。
四、王陽明哲學的實踐應用
王陽明哲學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更在實踐中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龔曉康《“順本體是善，逆本體是惡”：王陽明善惡觀辨證》探討了王陽明善惡觀對于道德實踐的指導意義。龔曉康認為，王陽明對于善惡有著明確的界定：“順本體是善，逆本體是惡。”其意在于，意念活動隨順心之本體，即是“善”；意念活動違逆心之本體，則為“惡”。由此，“善惡只是一物”與“善惡終不可混”兩種看似矛盾的說法就能得以和會：“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惡皆是就意念活動而言，故“善惡只是一物”；“有善有惡意之動”，意念活動于本體有順逆的分判，故“善惡終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對善惡實在主義，后者則批評了善惡相對主義。而王陽明關于善惡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顥的“善惡皆天理”：一方面，本心發動而有意念，意念發動而有善惡，善惡的分化實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則；另一方面，善惡是就心之本體的順逆而言，而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故善惡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惡皆天理”并不是說善惡皆根源于本體意義上的天理，而是說對善惡的界定不能離于天理。實則，如何超越對待之善惡以回歸絕待之至善，方是王陽明善惡觀的旨趣所在。
樂愛國《朱熹、王陽明對程顥“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詮釋》分析了王陽明如何通過對“萬物一體”的理解，將哲學思想融入社會實踐。樂愛國認為，王陽明把“明明德”與“親民”看作體用關系，強調二者的不可分離。他說：“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因此，他將“明明德”與“親民”統一起來，說：“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又說：“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尤其王陽明還將“明明德”“親民”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聯系起來。他說：“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為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為一身。”王陽明在《大學問》里更為明確指出：“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由此可見，在王陽明那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有體有用，其體在“明明德”，其用在“親民”，包含了豐富的內涵。
除了上述幾個主要方向外，近年來王陽明研究還涉及多個領域，如王陽明的合一性思維（朱承《王陽明的合一性思維及其旨趣》）、物與知的關系（張錦枝《論王陽明思想中的物與知》）、實行哲學的辨析（袁新國《從“力行”到“實行”的重大轉折——王陽明“實行”哲學的新辨析》）、美善關系論（鄧立《王陽明的美善關系論》）等。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切入，豐富了王陽明思想的內涵，也展現了學術研究的多樣性和創新性。可以看出，王陽明哲學研究呈現出多維視野下的豐富內涵。通過心學與經學的互證與會通、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良知論的內在邏輯及其實踐應用等多個維度的探討，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王陽明哲學的深刻意蘊。王陽明哲學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現代社會道德建設、心靈修養及實踐創新的寶貴資源。未來，我們應繼續深化對王陽明哲學的研究，深入挖掘其現代價值。
（作者單位：尼山世界儒學中心）
編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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