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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應著當今“經學熱”的學術潮流，經學研究是2023年清代儒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本年度的清代經學研究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樣態，內容豐富，視角多樣。本文將其劃分為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分別是：儒家經典詮釋研究、清代經學思想研究、清代經學史研究。

　　一、儒家經典詮釋研究

　　1.易學研究。谷繼明《清中期以來的乾元太極論》指出，《易傳》中的乾元與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極與乾元、坤元的關系問題一直伴隨著中國易學詮釋史和哲學史的發展。清代漢學興起以后，以清代惠棟、張惠言、近代熊十力為代表的易學家在漢代易學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此問題的思路，認為“元”即太極。黃黎星《贊化育的文明象征圖式——論惠棟〈周易述〉對〈說卦傳〉的文化解讀》指出，惠棟《周易述》卷二十融通整合漢魏易家解經古義，對《說卦傳》進行新注疏，指出“天地定位”章具有“天道”“人事”和“陰”“陽”的象征形態與意蘊，這種安排又指向“成既濟定”，其深層內蘊正與贊化育的要旨相關。韓盟、徐萃《清代毛奇齡“推易”說研究》指出，毛奇齡返歸漢學，延續對漢易“逕變說”的發展，基于“五易說”構建“推易”卦變易學體系，依據《彖傳》《系辭傳》分六十四卦為聚卦和分易卦，以除乾坤以外的十辟卦為基礎，遵循聚卦移作他卦的原則，推演成卦之后爻位的上下往來推移。毛奇齡的“推易說”繼承并發展了漢易卦變說，于卦變史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喬宗方《陳英猷象數易學思想解析》指出，陳英猷在《演周易》中，根據《易傳》中大衍筮法及乾坤策數的相關內容，創造了卦動演數的獨特的數占方法，并建立了一種新穎的值日理論，以數推演事物之變，強調“數定萬事萬物”的象數思想。

　　2.《尚書》學研究。董恩林、孫娟《劉逢祿“變〈書〉”說發微》指出，劉逢祿在其《尚書今古文集解》《書序述聞》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種新的詮釋思路，以《詩經》中風、雅、頌的“正”“變”理論來詮釋《尚書》，認為《尚書》的《夏書》《商書》《周書》也有“正”“變”之分，其內容有治與亂、正與變的不同，意旨有正面、負面的區別；言治平的正面史事與言論即為“正《書》”，言衰亂的負面史事與言論即為“變《書》”。這種正、變之別其實滲透于《詩》《書》《春秋》各經，充分體現了五經的“遏惡揚善”“殷鑒不遠”的價值判斷與經學本色。

　　3.《詩經》研究。辛智慧《〈四庫全書總目〉糾彈“以詩法解〈詩經〉”發微——兼及經典與時代的互動關系》指出，《四庫全書總目》館臣對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詩教”大義，包括講筵啟沃、引經籌今等經世內涵，均自有體會，卻因乾隆朝的政治環境而不敢正面發揚，只能抑之為“在經解中為別體”，轉而在經學史梳理和考據實學上用力。五四學人趨以文學歌謠來認定《詩經》，《詩經》最終也從一本確立價值規范的“經”典，變成吟詠性情的“歌謠”，詩教大義隨之淪滅。五四學人的這些舉措并沒有深入彼時社會的有機體之中，其本質是以一種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終錯過了從自身發現生機并有效落實他們所倡導價值的契機。

　　4.《春秋》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公羊學。張亞東《政治、證據、誤讀：經典闡釋的排他性策略——以〈公羊〉家“左氏不傳〈春秋〉說”為中心》指出，《公羊》闡釋體系在確立過程中，始終將抑制《左傳》闡釋體系作為重要任務，政治手段、證據搜羅、有意誤讀是《公羊》闡釋學爭奪話語權的基本策略。清代《公羊》學雖重搜羅證據，多臚舉《左傳》與《春秋》不合之處，但刻意忽視了經、傳齟齬是《春秋》三傳的共同問題。熊十力為論證左氏不傳《春秋》，對《史記》、杜預序進行了有意的誤讀，從而為闡釋《公羊》哲學掃清了障礙。錢寅《從“原心定罪”到“以禮為斷”——清代公羊學的倫理轉向》指出，在傳統《春秋》學的倫理體系中，存在一種“原心定罪”的心性倫理傳統，即以動機判斷行為的善惡和是非。凌曙的《公羊禮疏》以禮學考據的方法來發明公羊學的義理，開創了以禮說公羊的研究方法，即通過行為是否合禮來判斷行為的是非，禮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引領了清代公羊學由“心性倫理轉向實踐倫理”的思想轉向。

　　5.經學文獻研究。或總結清代儒家經典詮釋體例——“群經新疏”的特色，或推導經典文本的流傳形式，或梳理清代經學文獻的傳播情況，這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清代經學的理論體系，也為現代的經學研究方向提供了指導。張文《清代群經新疏的撰著特色及價值》指出，清代乾嘉以降興起撰作新疏的潮流，由于各經內容有別，淵源各異，新疏的體式呈現多元形態，但在尊崇古義的層面殊途同歸，接續漢代經學傳統是其共同趨向。清代學者反對“疏不破注”舊例，重新構建義疏之作的詮釋體例，體現出實事求是的為學精神。吳仰湘《〈易〉孟氏古文說與漢代經學今古文問題》以清至民國學界對許慎《說文序》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一句的解釋和論說為研究對象，判明“皆古文”應指文本，《易》孟氏則是經本為古文、經說屬今文，進而將“古文本/今文說”的組合模式推及到兩漢經學今古文問題，認為兩漢經學是經本層面的今文、古文和經說層面的今學、古學交錯共生的多樣化生態。虞萬里《清代經學文獻的匯編和利用》指出，經史考證之學是清代學術的代表，有清一代產生了大量的經史考證著作。《通志堂經解》《四庫全書》《皇清經解》等叢書中收錄了一部分清代的經學著作，但大量清代經學著作散藏各地，未被編纂和出版。當前，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新的時代形勢，編纂一部大型的清代經學文獻叢書則適時而必要。

　　二、清代經學思想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代禮學研究和“朱王之爭”的研究。本年度在禮學方面的研究缺乏對清代禮學的整體探索，而集中在個案研究上，以對凌廷堪、章學誠的禮學思想研究為代表。潘斌《凌廷堪的“復禮”思想及評價》指出，凌廷堪在對古今學術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建構起自己的“復禮”思想體系，他認為禮是“五常”的“綱紀”，其“學禮復善”之說既強調先驗的道德本心，又不忽視后天的教化，是對孟、荀之說的折中。針對李翱提出的“復性”論，凌廷堪別出心裁地提出“復禮”說，并主張通過“復禮”實現“復性”。楊逸《章學誠的“官禮”說——兼論章學誠學術體系及其問題》指出，“官禮”是章學誠學術體系中的關鍵概念。在《禮教》篇中，章學誠反思“鄭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禮學傳統，主張繼承“向、歆父子之傳”，以“官禮”代替“五禮”重整禮學體系，并統攝“五經”。通過“校讎之學”，章學誠批判四部分類法，代之以《七略》，作為恢復“官禮”“古學”的橋梁。通過賦予“官禮”歷史性，創制綱領、掌故體例，“天下之書皆官禮”的命題終于證成。但“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的矛盾遠未調和。

　　“朱王之爭”是明清之際學術思潮中的顯題和主線。本年度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描繪這股學術思潮的發展圖景。李敬峰《毛奇齡的〈大學〉詮釋與明清之際的“朱、王之爭”》《楊亶驊〈古本大學輯解〉與晚清的“朱王之爭”》《清代〈大學〉詮釋的主旨、特質與啟示》指出，緣于朱、王之爭總在《大學》一書，“王學護法”毛奇齡的《大學》詮釋從文本和義理兩面介入“朱、王之爭”，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誠意”地位和重釋“知行合一”為旨趣，顯豁出逆時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動的“尊王斥朱”的鮮明特質，具有更新日益衰敗的陽明心學和拔擢方興未艾的漢學的學術史意義，既糾補凌虛蹈空的陽明心學，也為乾嘉漢學的崛起起到開山之功。楊亶驊沿襲“依經立言”的學術傳統，圍繞“朱王之爭”的焦點《大學》文本，積極介入和回應“尊朱斥王”的主流思潮，以“拒斥朱子改本”“分三綱領者失之”和“八條目只是一事”為學術訴求，顯豁出逆主流思潮的“伸王抑朱”的學術特質，著了晚清重振陽明心學的先鞭。在朱王之爭、漢宋之爭和今古文之爭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清代的《大學》詮釋成就斐然。它既有對明代學術遺產的繼承，亦有自身衍生出的新問題、新面向。在詮釋主旨上，清代《大學》詮釋主要圍繞《大學》是圣經還是異端，古、今本孰為正統，以及格物、誠意，親（新）民的地位和義涵展開辨析，呈現《禮記》之《大學》與“四書”之《大學》雙軌并行、改本《大學》數量減少、古本《大學》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等學術特質。徐公喜、盧慶輝《清代中晚期程朱陸王論爭問題的歷史發展》指出，至清中晚期，理學內部的道統問題基本解決，程朱陸王之學以調和的姿態共同對付來自理學之外的學術沖擊成為主流。隨著清中晚期乾嘉漢學的興起與消長、西學的滲透與沖擊，理學士人更是會通漢學與宋學，程朱陸王學術融合成為主流。不過，這種“融合”卻多從形式上會通，而少有理論內涵上的創新。程朱陸王論爭問題的重點已不再以是否“正統”為主要內容，而是轉變成了純學術方法論的問題，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來表達自我，回歸朱陸文本元典。

　　三、清代經學史研究

　　此方面，本年度研究成果較多，研究方向多樣，有對清代經學學術史的研究，也有在經學視域下的其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則引入經學與文學的比較研究、當代語義學、女性文學等新視角，從多個學科的角度理解清代經學，以更好地挖掘其內在的規律和意義。

　　在清代經學學術史研究上，側重于對清代今文經學復興和“漢宋之爭”的探索。錢寅《復古與求是：從考據學發展路徑管窺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指出，清代以公羊學為核心的今文經學復興，是清代考據學發展的階段性產物。隨著考據學的成熟，其研究對象和內容不斷深入和拓展，學者為了復古與求是，逐漸將經學體系上溯至西漢，今文經學隨之被納入研究范圍。考察考據學內部對公羊學等今文經學的研究以及傳統意義上今文經學對考據學的吸收與利用，可以看出沿著考據學發展這條脈絡而生成清代今文經學復興局面的大致輪廓。徐公喜《清中晚期今文經學與朱子學》指出，今文經學在清代經歷了乾嘉時期反思漢學而調和宋學的形成期、道咸時期追求社會變革的過渡期以及光緒年間近代今文公羊學說發展期三個時期，各階段的發展都與朱子學有密切聯系。清代今文經學不悖程朱之學，但沖擊朱子學所依據的經典體系，尤其是康有為“參合中西”的“近代新學”成為中國傳統理學的異化。康宇《從阮元的經學詮釋思想看乾嘉漢學之變新》指出，面對漢學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學術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為主，不惑于陳言”的口號，試圖讓乾嘉學術發生革新與易幟，以改變清代經典詮釋的純考據化面貌。他申明考據與義理并重的重要性，通過考證明義理以推動乾嘉新義理學的發展。在其帶動下，社會中支持治經以客觀化詮釋義理者越來越多，知識與價值關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終使理學在義理學領域內的長期獨尊地位發生松動。以阮元治經為中心管窺乾嘉漢學的變新運動，是明清早期啟蒙思想的繼續和深化的結果，是“漢宋之爭”的產物，更是中國近代人文學科發展的先導。雖然該運動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經學傳統中開出了具有近代意義的人文知識發展新思路，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還有學者從經學與文學的比較研究、當代語義學、女性文學等新視角來考察清代經學。陳居淵《清代科舉制義的“經學”書寫》指出，清代科舉制義的“經學”書寫，可以從制義的經學屬性溯源、經學書寫的多途經學面向、清代經學生態等三方面作綜合分析。制義是經學注疏外化的表現形式，經學則是制義最基本的屬性。制義話語融于經學語境，淡化與消解了“代圣賢立言”的立場，由純粹的文學性轉變為經學創作，改變了以經作傳，以傳作注，以注作疏的學究式書寫，凸顯出經學嬗變過程中的自我創新和自我肯定，為傳統經學注入了新的時代因素。毛宣國《經學語境下的文學解讀與“務探詩人意旨”的文本闡釋——方玉潤〈詩經原始〉的詩學意蘊》指出，《詩經原始》無論是以經學教化的眼光看待《詩》，還是對《詩》做出富有美感和詩意的闡釋，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務探詩人意旨”為目的。它所提出的“讀《詩》當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讀原則與方法，以及從詩體自身看待《詩》之正變、以“托辭”言《詩》等，都做到了從文本出發、重視文本細讀，重視讀者涵泳體驗在《詩》的解讀活動中的重要性。賈宏濤《經學與文學的共振：姚鼐“義理、考據、文章”說申論》指出，姚鼐將“三合一”（義理、考據、文章）之說納入《九經說》的解經實踐，取漢學之“考據”和宋學之“義理”，并以章句、文辭、文體等包含文學性要素的“文章”方式去解讀經文，以表彰其“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兼擅的學術境界。《九經說》體現出姚鼐試圖綰和經學層面和集部視野下的古文層面，將解經文字納入大的“文章學”范疇，進而顯現其溝通經學和文學的心力。張再林《中國式的“語言學轉向”——清代今古文經學的哲學實質及其意義再探》以當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理論探究清代經學，認為清古文經學不僅契合當代語義學的“實證”精神，而且與當代語用學的“實用”思想相符，清代經學最終走向具有從“蹈空”到“務實”等特征的后經學時代。彭國忠、陳淇燁《經學視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學批評》指出，清代文壇以《詩經》為理論基礎，結合傳統儒家的思想內旨與藝術審美，為女性文學建構了一套系統完善的批評模式。在經學傳統的闡釋下，清代女性文學崇尚溫柔敦厚、貞靜幽閑的詩教大義，喜好獨抒性靈、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視兼具性情之正與性情之真的文學本色。這類經學視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學批評，既包括了對經學早期含義的理解認同，也容納了經學傳統背后新意義的生成，正是儒家學說在后世的經典化過程，對于女性文學主題價值與個性精神的認識與開拓產生了重要影響。

　　總體而言，2023年清代經學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特色。在研究內容上，既有對儒家經典的詮釋和文獻研究，也有對儒家思想的梳理和分析，以及經學史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挖掘新的研究對象、采取跨學科研究新視角來擴展經學研究的方向。

　　（作者單位：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