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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關于陽明后學的研究，既有對陽明后學的整體性研究，又有闡述陽明弟子及再傳弟子思想的個案研究。個案研究中又以泰州學派、江右王門、浙中王門、王學殿軍劉宗周研究為重，此外還涉及北方王門、粵閩王門及黔中王門。綜觀本年度的研究文章，既有在陽明后學的研究進路上的突破和創新，更有在研究闡釋陽明后學心學思想的基礎上，竭力闡發心學時代價值的探討。

　　一、陽明后學整體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陽明后學對前賢思想特別是宋儒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尤其是關于象山心學的評述。關于象山學術思想的承繼和定位，學界多有論述，大多肯定陽明對象山學術思想的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也奠定了“陸王心學”的基調。陽明后學不僅繼承陽明對象山的思想進行接著講，而且作了深入闡發和表彰辯護，為象山思想在宋明理學發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歐陽禎人《論陽明后學對陸象山哲學思想的述評》通過王陽明對象山的評價，從先立乎其大，發明本心之說，收拾精神、自立主宰之說，“心即理”理論，“尊德性”與“道問學”的世紀之辨四個方面肯定了象山所開拓的篳路藍縷之功，認為王陽明對象山的評價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教學需要和歷史局限。陽明后學接著陽明講，對象山進行辯護，著力表彰象山事功之學，肯定象山之學是由孔、曾、思、孟而來的儒家道統學脈，證明陽明后學姜希轍“獨勘性宗”歷史定位的正確性。二是陽明后學對陽明“良知學”進一步詮釋與深化的研究。樂愛國《陽明學派以“無我”解“克己”的思想內涵及其意義》指出，陽明解《論語》“克己復禮為仁”之“克己”，繼承程朱而將其解為“克盡己私”，認為既要克除私欲，也要克除私意；同時又講“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無己”“無我”解“克己”，以為“克己”就是不要“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從而“保守著這個真己的本體”。陽明后學泰州學派發揮了王陽明以“無己”“無我”解“克己”的思想，甚至認為“克己”是“不學不慮”的“天德”，不僅不是克除私欲，而且不是“強制為功”，不是“意識安排”，旨在反對程朱將“克己”解為“克盡己私”，肯定人的欲望的正當合理性。牛磊《論陽明后學對“良知即乾知”的詮釋及其爭論》提出，漢唐易學多以“知解”“知覺”釋“知”，并未將“乾知”看作一詞。浙中王門的王畿提出“良知即乾知”命題，意在于借助大生廣生之“乾知”證明“良知”亦屬實體性存在，“良知”既是道德領域無善無惡的心體之本然，同時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萬物的終極實在，是乾坤肇基之實有。王畿以“良知”詮釋“乾知”，是以心解易思路的典型案例，在本體層面實現了對王陽明良知學的理論推進。王畿弟子查鐸、江右王門的王時槐與章潢對此說持肯定態度，而江右王門的聶豹、止修學派的李材及現代新儒家熊十力等人對“良知即乾知”說持否定態度，他們對該問題的詮釋與爭論展現了中晚明心學思潮的豐富面向。三是關于陽明學與陽明后學二者演化關系的探討。眾所周知，陽明提出著名的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然而王畿和錢德洪在如何理解四句教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從而使陽明后學對陽明學的繼承上出現偏差，演化諸多流派。傅錫洪《陽明學與陽明后學的演化趨向——從陽明各指點語的意義與局限看》從言意關系來理解陽明學與陽明后學的演化趨向，指出陽明學即體即用的宗旨以“知行合一”“心即理”“誠意格物”等為初步表達，以“良知”或“致良知”為成熟表達，以“四句教”和“真誠惻怛”為最終表達，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完善的過程，而“良知”則是考察陽明學與陽明后學演化趨向的樞紐。然而“良知”這一表述存在對情感和意志的維度有所忽略，以及偏向于用而體的意味有所不足等問題，深刻影響了陽明后學演化趨向，或者過度重視用以至于凡用皆體，諸如泰州學派，或者過度提揭體以至于離用言體，諸如陽明后學中的現成派王龍溪、鄧定宇、王一庵等人。四是陽明后學的學術思想及社會實踐的當代啟示探討。陳亞、牛磊、陳粵梅《論陽明學派的共同體學說》指出，陽明學派的共同體學說包含三個維度：通過“明德親民合一論”重建“三代之治”，構建政治共同體；通過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造、同善勸善的鄉里實踐，構建社會共同體；通過對充塞天地、遍在于萬物的“良知”的闡釋與論證，構建生態共同體。陽明學派期待以共同體理念為基礎，通過親親—仁民—愛物的切實踐履，構建出人人各盡其才、各安其業的和諧政治，構建出視人如己、親如一家的和諧社會，構建出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適度取用自然資源的和諧生態。陽明學派以“良知”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提供了本體論依據，為人類為何要構建共同體尋求答案。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既是對陽明學派共同體思想的繼承，也是對它的超越與拓展。

　　二、泰州學派研究

　　本年度對泰州學派的研究主要涉及王艮、王棟、羅汝芳、顏鈞、焦竑、方學漸、周汝登等人。作為陽明后學當中重視儒學變革，竭力推動儒學民間化的一脈，以王艮為首的泰州學派致力于以“百姓日用即道”為思想綱領的儒學民間化、儒學世俗化之變革儒學的運動，為當今儒學的復興提供了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蔣國保《化士學為民學：泰州學派變革儒學的當代啟迪》指出，以王艮為旗幟的泰州學派，站在“民”的立場上超越理學（陽明學）乃至解構傳統儒學，依“天理即自然自明之理”破“天理”與“人欲”之對立，依“百姓日用即道”推行儒學民間化，將儒學由“士學”變成“民學”，成為廣大普通民眾安身立命的學問。進而提出現今推行儒學當代轉化，要循“化士學為民學”的路數進行。當代儒學從業者須通過“三個轉變”使自己在認識上、在情感上變得更容易理解、接受民眾的情感，從而樂于從事和推動儒學世俗化的“三個改變”，使儒學從精神上由“士學”變革為“民學”。

　　王艮作為泰州學派的創始人和旗幟性人物，繼承了陽明心學的核心思想，并進一步重視“身”的地位，“以身為本”，把“修身”“安身”“尊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靜《“安身”與“樂學”：王艮的身心學說與美學意涵》指出，王艮完成了儒家身心學說從“心”的挺立向“身”的挺立的轉變，以格物知至為“知本”，以誠意正心為“立本”，通過“知本—立本—安身”的為學過程，開創“樂學說”；以“安身”為本，“達道”為末，確立“身道同一”的安身行道論，從而實現傳統儒學的合內外之道，在覺民行道方面具有突出的社會價值。李超《本體的質變與泰州學派的思想特征探析——以王艮與王棟對〈大學〉的詮釋為線索》指出，王艮基于他的“安身說”將至善與明德區別訓釋，以明德訓良知，以至善釋安身，在客觀上構成了對陽明學的動搖，使陽明學的本體發生質變，成為引導后來泰州學者進行思想創造的問題基礎。王棟繼承王艮的“安身說”，以“意”作為心學的本體，既解決了王艮基于“安身說”釋《大學》所產生的問題，又對陽明學本體進行了合乎邏輯的改造，最終使泰州學派的思想特征成型。

　　顏鈞是泰州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傳承泰州學派衣缽，跨越理學藩籬，致力于儒學的平民化、大眾化，既秉承了“百姓日用即道”的泰州學思，又致力于儒學的形上追求，以自悟的方式建構了顏式心學體系，使之成為自己所有“日用即道”舉措的源點，為平衡民間儒學和精英儒學之間的張力找到了學術支點。羅來瑋《“肫”“靈”結合：顏鈞“直承孔孟”的心學特色》指出，顏鈞“仁為心之本體”說既有“肫”又有“靈”，分別對應心之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既重知覺的靈明之性又重良知的道德理性、既張揚自然屬性的心之功利本能又傳承心的道德良知內容；既賦予心體以“樂”的自然本質屬性，又強調心體超越性的能力和本性。他以仁為心之本體進而沿此路徑簡化宋明理學，自悟式的創立中道心學，提出“精神”與“莫能”“性情”與“神莫”等新的心學范疇，將泰州學思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推進至尋常百姓之家。郭諾明、張麗華《御天造命：顏鈞仁學之進路及其展開》指出，顏鈞“御天造命”說以人心、天心、仁心的內在統一為理論基點，將天心之“生生”、仁心之“隨心所欲不逾矩”與人心之自由（非由外鑠）、自立（柱主宇宙）、自能（自我充能）、自致（自我實現）統合起來，從本體論、心性論、德性論、工夫論、境界觀等多個維度凸顯了主體性原則，充分體現了合內外、一天人的致思路徑。對羅汝芳的研究主要從仁學思想體系的建構、良知學、本體工夫與生命信仰之間的關系等層面展開。高海波《生生與孝弟慈——明儒羅近溪的仁學思想及其現代意義》認為，羅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體驗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個以易學的生生觀念為形上基礎，以“不學不慮”“百姓日用”為工夫判準，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為核心的仁學體系。這一體系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特點，是儒家仁學本體化、社會化在明代最成功的范例。張星《羅汝芳鄉約的良知學內涵及其社會化實踐新探》與《信關：羅汝芳的本體工夫與生生信仰》指出，羅汝芳鄉約具有良知學的豐富內涵，以正面啟發、喚醒人人皆有的良知為目標，借助展示良知、親子之愛、禮樂儀式的實踐方式，秉承著從容自然、平等親切且富有內在韻律美感的原則，回歸了儒家關心社會實踐的本懷，凸顯了儒學在社會實踐中的引導功能。羅汝芳的“信關”之說始終是道德主體對性善、良知的自我肯定和強烈自覺，進而催生出超越的信仰，再反過來成為不離日用的道德踐履信念、動力，及世俗化的禮樂文明，體現了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宗旨。“信關”所透顯的工夫與信仰雙重內涵，充實了陽明學的良知信仰內涵，放大了良知信仰平實親切且自然輕快的一面，完善了心學信、悟本體的理論與工夫實踐，揭示了儒者以能信的主體生命融貫本體工夫、生生信仰與存在境界的獨特理路，深化了中晚明的三教合一論。

　　關于泰州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研究還涉及焦竑、方學漸、周汝登等。楊敏《焦竑經世思想及其意義的再檢討》指出，焦竑經世思想的提出主要解決的是晚明時期士風空疏的時代難題，其內容包括通經與致用，學術思想中存在著內在矛盾，具體表現在從尊德性到道問學、從清談到考據、從道德到事功三個方面。學術思想的內在矛盾使得他一方面是陽明心學的結束人物，另一方面又為經世實用之學的開啟者，他的思想顯現出晚明思想轉型的內在理路。張昭煒《天泉證道的問題與解決方案——方學漸對于龍溪學的批判與方以智的統合》指出，方學漸以性善為宗，以著實為學，傾向于王心齋之學的“真實”與錢緒山之學的“有”，并批判龍溪學的超越與“無善”，糾正陽明學左派的玄虛之弊。方學漸的良知學體現出陽明學左右兩派的融合，在兩派的張力中有合力，合力中亦有張力。在糾正龍溪學之弊的基礎上，道體論發揚“潛無于有”“藏虛于實”，功夫論主張“藏悟于學”，形成陽明學理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陳慧麒《陽明后學周汝登有無圓融的無善無惡論》提出，周汝登倡導有無圓融的無善無惡論，闡發天泉證道“四無”之旨，提出發心性處，善不與惡對待；為此無意之善，乃真為善；無善無惡乃祖述圣門宗旨。周汝登以儒家本體之有，融攝佛教空無思想，表現為工夫上、境界上的無。本體之有是無自體、無固定約束，故能隨物而化。工夫之無是無執著，讓良知心體自然流露發用，以達境界之無，以成自我滿足，有無相融是儒佛兩教相融攝之必然結果。

　　三、浙中王門研究

　　本年度對浙中王門的研究主要涉及王畿、季本、查鐸等人，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對儒家禮教的推廣、對經典文本的詮釋、對心學本體與工夫的融合。殷慧、廖春陽《千葉之花：王龍溪對禮教的推崇、批判與超越》指出，王龍溪服膺禮教，推崇禮法之士，在家族和地方進行禮義教化；堅持以禮修身，通過持禮工夫來提升道德修養、恢復良知。王龍溪過分強調“無”的方面，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被批評過于空疏、狂放，產生相應的流弊。肖永明、李江的兩篇文章《〈中庸〉詮釋與明代學術演變——以季本對朱子〈中庸〉詮釋的批判為例》《批朱與述王：季本解經的兩重進路及其思想意義——以〈大學私存〉為例》分別以《中庸》《大學私存》經典文本為考察中心，詮釋了季本對朱學的批判和對王學的紹述。文章指出，季本通過對《中庸》“已發未發”“戒懼慎獨”等內容做出心學化的詮釋，積極回應、參與明代學術的這種演變。與此同時，他又堅持以朱子為對話者，透過對朱子相關詮釋的批判來展開自己的思想。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轉王”的學術演變進程中朱學始終未因陽明學的發生、發展而“離場”的事實。季本所著《大學私存》，既對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開批判，又借由對《大學》的新詮，為陽明的“格物”解確立經典依據，透顯出從“批朱”與“述王”兩重進路解經的鮮明特色。這一方面繼承陽明展開對朱子的批判，通過辨朱學之“非”明王學之“是”，在講學之外拓展了宣揚王學的形式，推動了陽明學的發展；另一方面綰合經學文本與義理而為一，彌合陽明“以心解經”之不足，糾正了過分依賴講學、輕視經典所導致的空疏之弊。作為王畿弟子，查鐸積極繼承和闡發龍溪之學的精神內涵，回應陽明后學對龍溪之學的質疑。李想《為龍溪之學辯護：論查鐸“從知體上指點”之學》指出，查鐸自覺繼承與辨析良知學之有無的內涵，指出良知具有超越性、至善性與自然性，為學工夫乃自覺與自然的統一，既要有戒懼慎獨的工夫，又要認識到工夫本質上是順良知本體而動，亦即符合人之各種狀態的自然工夫。從本體與工夫兩方面指出“虛無”“靜悟”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批評孟秋對良知的理解尤其是對敬的認識難免有所偏頗。

　　四、江右王門研究

　　本年度對江右王門的研究主要涉及鄒守益、胡直、鄒元標、王釗等人，研究內容有對陽明后學心性工夫、生命氣象的詮釋，理學與心學的相互調和等等。王曉娣《“主敬”與“戒慎恐懼”：鄒守益心性工夫的一體兩面》立足于中晚明心性工夫發展演變的視角，以《學》《庸》合一致良知為理路，揭示鄒守益致良知之正面“主敬”和反面“戒慎恐懼”，并在此基礎上會通儒家經典中具體的工夫德目，詮解一體兩面的工夫論建構，彰顯其篤實工夫的實踐面向對糾偏空疏學風之弊的重要作用。彭雨晴、嚴世宇、彭樹欣《陽明弟子王釗論》指出，在本體論上，王釗以“靈根”指稱良知。“根”指良知的本根性、本體性；“靈”指良知的自主性、感知性；在工夫論上，主張用后天之功來保證良知自然流行；主學悟一體，本質上二者是一。張宇、武道房《博文約禮：論胡直對理學與心學的調和》指出，胡直質疑朱學于物上窮理，將理與人分開；亦質疑陽明將博文與約禮二分，反對陽明后學流于猖狂恣肆，無天則約束之弊；認為博文非博于物，只要是符合儒家道德倫理的日常應酬都可稱為博文，這正是“天則”，即禮的自然流露。博文約禮乃一體兩面，而非獨立為二。胡直調和理學與心學的嘗試，為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為明末清初重實踐、輕空談的實學思想轉向開了先導。郭諾明《學孔者當如麒麟鳳凰，不當為鷹鹯猛獸——論鄒元標經典詮釋的生命氣象之維》指出，鄒元標通過經典生命化的兩重還原（還原經典之意涵、還原為現實的人的生活）以及生命化經典的兩重提振（養成為生命氣象、凝練為言說文本），澄明經典、道、言說與生命之間的復雜脈絡，形成經典詮釋的回環，推進陽明學的經典詮釋之學。通過提揭“學孔者當如麒麟鳳凰，不當為鷹鹯猛獸”這一重要命題，將經典詮釋之基本精神、基本進路收束在變化氣質、歸宗于為己之學上來，將經典詮釋融入生命之運化，融入常行日用之中，從生命儒學走向生活儒學，體現了鄒元標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學問致思路徑。

　　五、劉宗周研究

　　明季大儒劉宗周被譽為“王學的殿軍”，也是宋明儒學的殿軍?！八蚊魅鍖W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中國文化生命之綱脈。隨時表而出之，是學問，亦是生命。自劉蕺山絕食而死后，此學隨明亡而亦亡”。當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此話表明，宋明儒學是一種生命的學問，自劉宗周絕食而亡，宋明儒學亦亡?？梢?，牟先生對劉宗周的評價之高。本年度對劉宗周的研究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主題：一是對劉宗周儒學思想的演變予以綜合考察。張宏敏《劉宗周儒學思想的演變邏輯》指出，劉宗周早年從“主敬”入手，中年倡導“慎獨”之功，晚年以“誠意”之教立言，三者之間有“一以貫之”之“道”，可用“一而三，三而一”的關系描述。劉宗周的志節品行源于其對儒家求仁證性之“道”的執著追尋，并最終形成了“慎獨”“誠意”之學，進而提出了“慎獨以行王道”“誠意以行王道”的政治實踐哲學。二是對劉宗周經典著作的詮釋。孫自磊《劉宗周〈人譜〉體系的涵蓋性辨疑》指出，《人譜》是一部工夫論著作，其目標是修身成圣，不以勸導具體的善行為滿足，而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養?！度俗V雜記》在諸多方面構成對《人譜》正篇的補充，特別是把劉宗周自己的思想和其學術史認知結合到一起，并以前人的嘉言懿行把對良知的認知客觀化，使得《人譜》體系更為完整。《人譜》正篇和《雜記》都不可能摻雜福善禍淫的觀念，《四庫提要》基于錯誤解讀和館臣個人偏見而做出的誤判，應予廓清；《人譜》正續篇和《人譜雜記》是一個整體，既非僅針對“下愚”或“上智”，也不是可以分開的兩種工夫，而是具有普遍適用性。三是對劉宗周學術思想中主要命題或范疇的詮釋。劉悅笛《純情升華與意念失范——劉宗周“獨體”的情意觀》認為，作為劉宗周與王陽明良知論之間的關聯，最為關鍵的轉化在于“純情”之升與“意念”之降，造就了劉宗周以“獨體”為核的情意觀。劉宗周改造“良知說”“四句教”“情意觀”“純情論”，發現了從“喜怒哀樂”“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到“仁義禮智”的匹配結構。作為“純情”的喜怒哀樂乃是人類之情的高級狀態，內蘊著一種從經驗升為先驗、從先驗返歸經驗的過程，該歷時性進程被劉宗周視為共時性實現，但這兩方面的融合性也是劉宗周的貢獻所在。馮前林《是否屬于“不謀而合”？——劉宗周與王一庵、王塘南“意”論之學術承繼與思想異同》認為，劉宗周以“心之所存”來訓“意”，將其提升到本體地位而超越“心”“良知”等范疇，與王一庵、王塘南所論之“意”不是“不謀而合”，也不是“謀而不合”，正是處于“謀與未謀、合與不合”之間。而劉宗周之“意”較之于王一庵、王塘南，理論內涵更為豐富與廣闊，“意”本身即是主宰之根據，是心之本體，上通天德、天道，具有天道依據，體現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境界。四是劉宗周對儒家經典的詮釋研究。李敬峰《“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從劉宗周的〈大學〉詮釋看其對陽明心學的救正》指出，劉宗周針對陽明心學依循《大學》建構的思路，從文本和義理兩方面入手，以“扭轉‘六經注我’”“‘誠意’置于‘良知’之上”“打并本體、工夫為一”“以慎獨為格物”的理論新詮形式，堵塞和填補心學漏洞，繼而更新、生成和延續陽明心學，并衍生出典范的學術史意義：一是推動晚明陽明心學由脫略經典朝向經典主義轉進；二是深化和完善心學的意識結構和工夫體驗，更為關注道德的純粹性和自覺性問題；三是推動陽明心學由玄虛空談朝向健實一路發展。

　　此外，本年度關于陽明后學其他學者的研究，還有粵閩王門的薛侃、北方王門的南大吉、黔中王門的李渭，研究內容主要是陽明后學對心學的傳承與堅守以及對當今文化復興的啟示。李承貴《心學的東南之光——薛侃對陽明心學傳承與發展的全方位貢獻》《南大吉對陽明心學的四大貢獻——兼論對復興優秀傳統文化的啟示》分別探討了薛侃、南大吉對心學的繼承和發揚，從多個層面指出了二人對陽明心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王路平、石祥建《明代黔中王門大師李渭“毋意為宗”的心學思想研究》指出，李渭從叩問“本心”到“毋意為宗”（毋意為功），把成為“圣人（仁）”當作人生最高的追求，以“毋意”統攝求仁、學仁、識仁、為仁、歸仁，認為“毋意，千古圣賢學脈”，“識此之謂識仁，聞此之謂聞道”，故“毋意為宗”的工夫論是李渭最具特色的心學思想。

　　眾所周知，關于陽明后學的研究歷來為學界所關注，尤其是陽明后學關于“良知”內涵的不同詮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王學”流弊，并試圖予以補正。2023年度關于陽明后學的研究，無論是整體的綜合研究，還是個案研究，從研究范圍上看，既有對泰州學派、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劉宗周等王門重鎮的研究，同時也開始關注諸如北方王門、黔中王門等。在研究路徑上有所突破，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一是對陽明后學關于《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的詮釋進行深入探討，闡明陽明后學如何以“心學”為核心，詮釋儒家經典；二是對陽明后學提出的核心命題或者經典著作加以詮釋，從而更準確地把握其思想脈絡；三是重新審視陽明學與陽明后學的演進脈絡，進而準確把握兩者的關系，給予陽明后學在宋明儒學史上應有的貢獻和地位。學界在全面詮釋陽明后學思想的基礎上，更結合當今社會現實，特別是在當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復興儒學的進程中，深入挖掘陽明后學中具有典范價值和時代意義的思想種子，給予當下諸多新的啟示。

　　（作者單位：孔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