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明代儒學研究的幾個新特點
來源：《中國儒學年鑒》2024年卷作者：曹景年 2024-11-14 11:03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從儒學來看，明代最大的成就是陽明心學，這也是明代思想史和儒學研究的重中之重，久盛不衰。近年來，由于新文獻不斷面世，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的不斷開拓，各學科深入交融，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鑒等，明代儒學研究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新資料的大量面世
明清兩代的文獻體量巨大。關于清代文獻，杜澤遜教授通過《清史藝文志》《清人著述總目》等大型項目，已經基本摸清存世數量，但明代文獻尚沒有這樣的總體性梳理。近年來，明代文獻通過網絡公布、影印等方式不斷被公開，成為明代思想和學術研究的重要推動力。就影印文獻來看，與儒學研究關系密切的有如下幾類：
1.四書學文獻。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兩套叢書。一是《孟子文獻集成》。由孟子研究院、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共同編纂，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200冊，2019年首次全套發行。該叢書收錄歷代《孟子》文獻604種，其中明代文獻174種，包括了很多首次公布的海內外孤本，如所收錄的日本龍谷大學藏16種明代文獻，有15種是孤本，為龍谷大學所僅存，這套書對于研究明代《孟子》學和四書學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另一套是《四書珍本叢刊》及其續編《歷代四書文獻輯刊》（線裝書局，2018年、2020年版），兩套書合計600余冊，收錄了很多稀見的明代四書學文獻。
2.專題學術文獻。主要是以陽明學、朱子學、東林學派等為主題的專題文獻集成。陽明學一直是明代思想研究的熱點，近年整理出版的陽明學文獻非常之豐富，除了多種整理本的《王陽明全集》外，更有《陽明文獻匯刊》初編、二編（初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二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版，兩編共114冊）、《王陽明文獻集成》（廣陵書社2019年版，共141冊）、《王陽明稀見版本輯存》（廣陵書社2021年，共82冊）、《陽明心學文獻叢刊》（燕山出版社出版2022年版，共400冊）、《陽明心學書院文獻叢刊》（巴蜀書社2022年版，共13冊）、《陽明學文獻大系》（巴蜀書社2019年版，共三輯，共208冊）。明代朱子學一直是朱子學研究方面的弱項，梁松濤主編《明代朱子學文獻叢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廣泛收羅朱升、胡翰、宋濂、汪克寬、曹端、吳與弼、薛宣、胡居仁、羅倫、蔡清、羅欽順、呂柟、顧憲成、高攀龍等近百位與明代朱子學關系密切學者的著作230余種，匯編成458冊，為明代朱子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必將進一步推動明代的朱子學研究。東林學派方面，202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東林學派著作集成》（共145冊），主要搜集整理了《明儒學案·東林學案》所列十七人及新增安希范、馮從吾二人的論著及相關資料，是東林學派存世文獻的首次系統整理。除此之外，東林學派的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兩人的全集，也分別于2022年、2020年整理出版。
3.明代科舉文獻。科舉文獻是研究儒學、經學和思想史的重要資料，明代科舉資料非常豐富，也一直在整理出版中，如早期的《明代登科錄匯編》《中國科舉錄匯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等。近年新出的資料，《明清科考墨卷集》（蘭臺出版社2014年版）收錄了大量的明代科舉考試的原始資料墨卷，對于研究明代科舉、經學具有重要價值。其他如《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日本所藏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匯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2023年版）也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4.明代集部文獻。集部文獻是明代儒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但是很多明人別集都深藏各大圖書館，一般人難以獲見，導致很多課題無法展開。近年來這一狀況有所改觀，大量的明人別集公之于世，較有代表性的是《明別集叢刊》1至6輯，第1輯出版于2013年，第6輯出版于2021年，共600冊，收錄海內外明人別集2000余種，可謂蔚為大觀。日本是海外古籍保存的大國，尤其是保留了很多明清珍稀古本，近年來日本的明代集部文獻得到較大力度的挖掘，影印出版了一批稀見文本，如《日本內閣文庫藏稀見明人別集匯刊》《日本所藏孤本明人別集匯刊》《日本所藏稀見明人詩文總集匯刊》《日本所藏稀見明人別集匯刊》等叢書，為明代文學、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豐富資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明清地方詩文總集珍本叢刊》100冊，收錄各地詩文總集63種，涉及明清時期上萬人的詩文和傳記，尤其是一些地方人士，為明代學術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資料。202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湖北省圖書館藏稀見明清總集選刊》（第一輯），共收明清詩文總集24種，均為存世不多且有特殊價值的珍貴文獻。
除了影印出版外，網絡公布的資源則是另一類體量更大的資源，尤其是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等藏書機構，定期對外公布新的古籍資源，其中不乏明代珍稀版本，使學者研究更為便利。
二、新視角、新對象的開拓
近年來，學界試圖從多個層面突破原有框架，為明代儒學研究開辟新方向和新路徑。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新視角新觀點解讀老問題，二是跨學科、跨領域研究明代儒學，三是挖掘新的研究對象。
1.新視角的研究增多。有些問題前人已有較多討論，或已有比較一致的結論，但由于時代變遷，研究視角發生轉變，所以有必要對前人的看法提出檢討。如前人多認為宋濂思想有明顯的心學色彩，王錕《朱學抑或陸學：宋濂理學思想新論》則通過考察宋濂的學脈，認為宋濂理學思想深受金華朱子學的影響，大體屬于朱學一系。前人多認為羅欽順與張載氣論有明顯的承襲關系，秦晉楠《羅欽順是否繼承了張載的氣本論——羅欽順哲學與張載哲學的關系再探討》對此提出異議，認為羅欽順哲學對張載哲學的繼承性并不如傳統哲學史中所表述的那么強，羅欽順并沒有在強調氣的本原性意義這個角度上接續張載的思想，主觀上更欣賞程顥而非張載，他的問題意識來自朱子學而非張子之學，他對張載的理解與朱子更為一致，而與氣本論的、唯物主義的詮釋更遠。又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一個非常具有哲理意義、常解常新的話題，很多人可以從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盧盈華《情感、良知與行動的內在交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重探》從良知的內涵分疏來解決知行合一中蘊含的矛盾，認為良知與行動相關的意涵包括道德行為推動力、實踐能力兩個方面，未經實踐深化的良知與為實踐所深化的不同階段的良知之間存在著重要的程度差異，這種解讀可以解決王陽明知行合一說表面上的矛盾和邏輯問題。又如關于王船山對氣質之性的批判與重釋，陳明《王船山對理學“氣質之性”說的檢討與重釋》對于不同文本中詮釋內涵的不同進行了疏通，進一步推進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單虹澤《從“著實用意”到“實行其意”：“自然”視域下的王陽明“誠意”說》從自然這一概念的內涵為視角出發，討論了王陽明誠意說的轉向問題。另外，有的還致力于開辟傳統研究領域中的新問題。如關于陽明的惡論是近年討論較多的話題。過去人們集中于探討陽明的良知說，如良知的含義、良知如何發揮作用等，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任何倫理學說都要解決惡是怎么產生的及如何消除的問題。具體到陽明的惡論，近年的成果就有龔曉康《“惡”之緣起、明覺與去除——以王陽明“四句教”為中心的考察》、王進文《此心光明，則諸惡潛消——知行合一視角下的陽明“惡”論疏義與展開》、龔開喻《陶奭齡論“惡之根源”——兼與劉宗周相較》等。
2.跨領域的研究增多。明代是一個文化極為繁榮的時代，心學只有放在明代整體的文化氛圍中，才能獲得更好的理解。近年來，這類跨領域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為明代思想史研究帶來新的生機。有人研究陽明在晚明小說中的形象，如萬晴川《蓋棺論未休：明清小說中的王陽明形象塑造》；有人研究研究陽明的詩歌與其致良知之間的關聯，如雷靜《王陽明“致良知”工夫心曲考察——以正德年間散曲詩歌為例》；還有人研究王陽明的實學思想，如呂本修《王陽明實學思想探析》。渠嵩烽《明代性理詩人的詩歌傳統及其理路》從理學與詩歌深度融合的角度，探討了明代理學學者的詩歌傳統。
3.新的研究對象不斷挖掘。隨著新資料的不斷發掘，過去為人所忽略的人物、著作或群體，也逐漸引起學者的關注，如思想有一定深度，但此前較少為人關注的蔡清、李材、管志道、季本、唐樞、蔡汝楠等，都有博士論文對其進行了專門研究。其他新面孔、新人物也層出不窮，如李琦、尹楚兵《論明末實學思想對理學家文學活動的影響——以東林學派陳龍正為例》關注到東林學派中不太知名的學者陳龍正。張昭煒《天泉證道的問題與解決方案——方學漸對于龍溪學的批判與方以智的統合》探討了桐城方氏的早期學者、方以智曾祖方學漸對龍溪之學的批判。湛若水雖然享壽甚長，但徒眾不廣，后學不盛，學界研究較少，姚才剛《明代甘泉后學的主要類型與多元流變的特點》一文則探討了甘泉后學的一般情況及其對晚明思想史的影響。吳兆豐《晚明儒者史桂芳的思想特色及其社會教化實踐》探討了江西學者史桂芳的思想，認為他批判泰州學派的流弊，主張并踐行知恥改過，并探析其旨在改易風俗的鄉約實踐特色。錢一本的易學在明代很有特色，自成一體，但相關研究不多，楊自平《錢一本以人道通三才的“像象”說釋〈易〉析論》一文重點考察了錢一本對歷代《易》學的反思，及“像象”哲學與釋《易》實踐。林美茂、趙雯萱《試論朱舜水與胡安國的〈春秋〉觀之異同》檢討了朱舜水的《春秋》觀，朱舜水并沒有《春秋》學論著，但由于他在日本參與編纂《大日本史》，所以對《春秋》也有很多看法?？傮w來看，目前對新研究對象的挖掘還有繼續擴大的勢頭，將為明代儒學研究不斷開辟新的版圖。
三、明代經學研究的深化
由于前人對明代經學評價較低，導致明代經學一直是經學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甚至很多經學史論著直接忽略明代。但不可否認的是，明代有大量的經學文獻有待整理和研究，而且明代思想與經學有密切關系，所以對明代經學的研究不容忽視。近年來，關于明代經學的探討逐漸增多，相關研究不斷深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明代經學獨立意識的覺醒。前期關于明代經學的研究大多非常零散，難成體系，且沒有太大的獨立性，或依附于陽明學，或向清代考據學靠攏，也就是說，學界似乎沒有對“明代經學”這一概念有獨立和清晰的認識。近年來，隨著明代經學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新資料不斷被發掘、被研究，明代經學的獨立意識也逐漸覺醒。學者漸漸認為，明代經學有其獨立的特性和價值，應予以充分重視。陳顥哲《明代經學研究的結構與重建》一文對此作了初步的系統性思考，該文認為前人對明代經學的看法基本上是以清代考據學為參照的，明代經學研究要從方法論上予以根本變革，作者提出了三個值得思考的方向，一是不再拘泥于考據學這個參照對象，而要主動去理解明儒與經典的關系；二是由于明代經學文獻非常豐富多樣，因此對明代經學的研究材料不能局限于傳統的注疏類著作，應放開視野，例如前人有所關注的評點類文獻等，都應納入經學研究范疇；三是探討明代經學與其他學術領域之關系，如理學、文學、史學等，從而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經學形態。陳氏的這些思考意味著明代經學的獨立意識的覺醒，對于推動明代經學研究的進展有一定的拋磚引玉的作用。
2.科舉與經學關系研究的深入?？婆e是明代士人走上仕途，出人頭地的“獨木橋”，對士人的思想、行為發揮了重要的指揮棒作用，科舉也成為理解明代思想和文化不可缺少的制度背景?？婆e考試的核心是四書五經，研究明代經學必然不能忽視科舉制度的影響。近年來，科舉與經學的關系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并且研究也逐步深入。首先，關于科舉經典文本及其詮釋、接受的研究。王篤堃《科舉、出版與學術：科舉考試對明代〈尚書〉著述刊刻與流傳之影響》考察了明代《尚書》學論著受科舉影響的情況。但由于前人對《四書五經大全》等評價較低，所以相關研究尚不充分，這方面仍有很多開拓空間。其次，關于經學地域性的研究。明代科舉實行五經選考一經制度，因此逐漸形成了某一地區流行選某經的風氣，前人對此已有關注，如日本學者鶴成久章認為王陽明之關注古本《大學》與其科舉考試選擇《禮記》為專經不無關系，并認為這一選擇與余姚地區的《禮記》之學有關為例。近年來這一問題受到更多關注，研究地域涉及福建、江西、四川、廣西等地，如陳長文《明清四川鄉試與易學專經——以明清12科四川鄉試錄為中心》、丁修真《明代福建地區的科舉競爭與地域專經》、丁蓉《明代南直隸鄉試試經流變考述》、龐琳《明代解額制運行期廣西科舉專經變化研究——以天一閣記載為中心》、陳時龍《地域、傳統與家族：明至清初建寧府科舉專經的抉擇》等。這些研究多從地域性的資源共享、家族內的經學傳承等角度進行解析，使科舉與經學的關聯更為具象化。再次，科舉制度中的經學因素研究。如陳彥敏《明代科舉考試中的二三場》從科舉考試第一場經義與二三場論策的關系角度入手，考察了二三場在明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問題，認為明代后期二三場重要性有所提升。李思成《明清會試“閱本經”規則的演變》考察了科舉考試閱卷中要求考官所習本經要與所閱考卷一致的制度。陳文新、潘志剛《明代殿試策與進士階層的經史素養》考察了殿試策“依經傍史”的要求對士人經史素養的影響，認為這一要求有助于明代讀書人知識結構的完善。
3.經學與思想史互動研究。明代經學與思想史關系極為密切，明代非常重要的原創性思想大都是在重新詮釋經書的基礎上產生的，尤其是四書中的《大學》成為思想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近年來，學界關注較多的是重要思想家的經學詮釋對其思想發展的影響。陽明的《大學》詮釋前人已經研究得非常深入細致，但仍不斷有新成果出來，如馬萍萍《論朱子與陽明工夫論的一致性——以〈大學〉“明明德”為中心》等。又如關于東林學派的顧憲成和高攀龍，有黃芳《八目統歸于修身：顧憲成對〈大學〉文本的改造及其思想史意義》、李敬峰《從高攀龍的〈大學〉詮釋看其對“朱、王之爭”的回應》。又如肖永明、李江《〈中庸〉詮釋與明代學術演變——以季本對朱子〈中庸〉詮釋的批判為例》等。不過，這方面研究偏重思想史視角，是以思想史為主線，經學為參照，所以此類研究嚴格說仍是思想史研究，經學是次要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經學研究在明代學術研究中的從屬性地位。
四、鄉約與地方儒學研究
儒學不僅是一種理論和學說，更是一種文化和制度，鄉約與地方儒學更為具象化，是儒學的現實表現和功用，與生活更貼近，再加上近年來對地方文化的重視和地方文獻的不斷挖掘，這方面的研究得到長足的發展。
1.鄉約與地方社會研究。鄉約是古代民間經過協商共同訂立的規約，是儒家思想在鄉村的具體落實。近年來關于明代鄉約的研究，有的從總體上考察鄉約的意義和價值，如吳倩《論明代儒學的三種鄉治模式》指出，明代儒學的經世取向從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轉變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線，儒學思想在鄉村治理上發展出宗族、鄉約、講會三種典型模式。三者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民間社會自治的力量，顯示出儒學因應社會實際進行自我調適的實踐成就。解揚《古典公共性的生成：鄉約的合理性與明代思想史上的和會趨勢》分析了鄉約對于王朝國家的意義和存在的合理性問題。討論具體鄉約的文章較多，如楊園章《青陽鄉約與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探討了明嘉靖年間莊用賓等人在泉州創立的青陽鄉約，張星《羅汝芳鄉約的良知學內涵及其社會化實踐新探》探討了陽明后學羅汝芳的鄉約實踐，卞利《經營鄉約：明末清初的鄉約實踐——以徽州為例》探討了明末清初徽州地區的鄉約。其余有些文章雖然不以鄉約為主題，但也探討了儒學與地方社會治理相關的話題，如康健《明代鄉賢與地方社會——以江西士大夫萬衣為例》。
2.地方禮學、禮制研究。吳凌杰、黃照《禮儀下鄉：明代浙江地區〈家禮〉類文獻小識》考察了明代浙江地區〈家禮〉類文獻的數量、分布等。賓興禮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縣，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舉考生的禮儀程式，李媛《明代地方社會的賓興禮儀》對這一禮儀在明代的發展進行探討，認為地方通過實行這一禮儀達到倡導儒學，化民成俗的效果。楊園章《張廷芳家族的禮儀實踐：明初泉州儒學的社會史考察》以元明易代之際的“重建禮制”運動為背景，考察了張廷芳家族祭禮改革，并以此審視儒學在泉州的民間實踐，及其對多元化文化的影響。黃佐《泰泉鄉禮》近年受到一定關注，如陳利娟《論黃佐〈泰泉鄉禮〉對明清嶺南鄉規的影響》等。
3.地方儒學綜合研究。一些學者根據本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地域文化特色，對本地區儒學的歷史發展進行了較多研究，尤其是一些儒學傳統深厚的地區，如陜西的關學、福建的閩學、浙江的浙學，安徽的徽學，四川的蜀學等。閩學方面，如楊園章、吳心怡《明代閩南儒學的歷史面相——以薛天華〈明善齋集〉為中心》。由于浙學的很多思想家實際上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如王陽明、劉宗周等，所以，浙學的學術地位顯得更為突出，浙學論壇也已連續舉辦多年，研究成果如諸鳳娟、錢明、宣紹龍《明清時期兩浙儒學的演變與定位》等。
五、儒學與西學的交涉
明代后期傳教士進入中國，中西文化開始碰撞交融，一方面，中國士大夫對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有所認識和接受，另一方面，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也開始理解和向西方回傳中國的文化。近年來，隨著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深入人心，這方面的研究日趨豐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來華傳教士傳教活動研究。除了最為著名的利瑪竇之外，近年來其他傳教士也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如羅明堅、鄔若望、艾儒略等，進一步豐富了對傳教士群體的研究。彭裕超《克羅地亞耶穌會士鄔若望生平行事考略》考察了鄔若望的生平行跡；陳恩維、盧源源《發現與重估：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研究平議》總結了羅明堅研究的現狀，主要是對羅明堅價值和歷史地位的重估；吳仙云《耶穌會士艾儒略入閩與福建天主教會創建時間考》考察了明末首位進入福建的傳教士艾儒略的傳教活動，韓國學者全洪奭《從“天學”的分化看明末“禮儀之爭”發生的背景》主要探討了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內部關于傳教方式的爭論，即所謂的“禮儀之爭”。
2.晚明儒耶對話研究。晚明儒耶對話涉及儒學以及次一級的理學、心學等與基督教教義之間的交流與碰撞。尚文華《利瑪竇理性觀和儒家天命觀在善問題上的差異與互動》檢討了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和中土士人關于為善有意還是無意的討論；張曉林《明末耶儒對話的兩種詮釋模式——以利瑪竇、朱宗元為例》討論了儒耶對話中以利瑪竇、朱宗元為代表的兩種關于天地觀念的詮釋模式。張凱作《明末清初天主教與陽明心學的苦樂之辯》考察了天主教傳教士與陽明學者針對人生之苦樂問題的辯論，他發現傳教士傾向于結合朱熹理學而非陽明心學來傳播天主教，而中國學者對他們的反駁則往往以陽明心學立論。鄧曉芒《從宋明道學與西方形而上學之別看中西文化分野》探討了宋明道學與西方形而上學的內在差異，認為道學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哲學，而西方形而上學所崇尚的則是認知和科學，這一點構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
3.中學西傳研究。除了西學東漸之外，中學西傳也漸漸引起學者們的興趣，明末清初是中國經典和文化非常集中的西傳時期，相關研究包括中國經典的西譯、中國思想和文化在西方的傳播等。首先是四書的翻譯和傳播，四書是傳教士接觸最多也最熟悉的經典，他們很早就將四書翻譯成了西方語言，所以這方面材料較多，也頗受學界關注，相關成果如葛文峰《〈論語〉在歐洲早期漢籍書目中的著錄及意義》、高源《歐洲拉丁文四書首譯本新探》、張西平《歐洲第一個〈中庸〉譯本初探》、王慧宇《現存最早的歐洲語言〈孟子〉手稿析論》、羅瑩《耶穌會士羅明堅“四書”手稿新探》、麥克雷《“禮”在早期拉丁文“四書”中的翻譯：兼論“禮儀之爭”》等等。除了四書外，還有關于通俗讀物、教材等編譯書籍的研究?！睹餍膶氳b》是明人范立本所編，匯集了700余條人生、道德、規訓方面的格言警句，是明清時期最為流行的通俗教導性讀物，胡文婷、張西平《蒙學經典〈明心寶鑒〉的拉丁語譯本初探》、胡文婷《16世紀〈明心寶鑒〉的西方譯介——以高母羨譯本與羅明堅譯本為中心》等對其進行了檢討。關于羅明堅翻譯并用拉丁文注音的《千字文》，宋黎明《羅明堅拉丁文注音并翻譯的〈千字文〉研究》、陳恩維《漢拉雙語〈千字文〉手稿及其跨文化意義》等對其進行了探討。《通俗故事》是羅明堅與其中文老師共同編寫的一部漢語學習教材，張西平、陳茜《中西文學的首次相遇：羅明堅〈通俗故事〉研究》從《通俗故事》的底本、故事的編輯特點以及中西文學的會通幾個方面對該書故事做深入考察。還有專門考察宋明理學在歐洲傳播情況的，如劉紹晨《宋明理學在歐洲的傳播》。
總體來說，近年來的明代儒學研究非常豐富多彩，其中幾個明顯的趨勢是：首先，新資料不斷涌現，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研究視角進一步豐富，為明代儒學研究開辟了很多新方向和新領地；其次，陽明學雖然仍是主軸，但為陽明光環所遮蔽的其他思想家也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價值開始得到充分的重視和肯定，所以明代儒學思想的研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立體化的特征；最后，儒學研究由單純注重精英思想家層面，開始進一步關注世俗層面，關注儒學的社會落實、儒家與禮制建設、地方儒學、經學與科舉制度等，這類更具象化的研究視角，使儒學的內涵更加豐富。未來的明代儒學研究，期待通過進一步消化吸收新資料，采納新方法，對傳統的學術史建構進行更多的修正和完善。
（作者單位：孔子研究院）
編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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