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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愈和柳宗元作為中唐儒學復興的引領者，對儒家思想的復興與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2023年度唐代儒家人物的研究中，學者們對韓柳的關注較多，主要包括韓柳的臣道觀、傳道師論、文道關系及與宋學的關系等。

　　一、韓愈思想研究

　　成守勇《韓愈復興儒學探析》認為，韓愈對儒學發展的探討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論之虛妄；另一方面力圖恢復儒學的“內圣外王”之道，以應對現實中的種種問題。這為后世儒學發展奠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對具體的儒學理論做出圓融的解答。宋宇軒《初期宋學與韓愈思想》認為，不論是尊韓還是非韓，初期宋學均與韓愈有著密切的關聯，體現了宋代學者對韓愈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在尊孟的共識下，尊韓與非韓表現出宋代學者試圖重建文化秩序的努力。劉鑫源《韓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學創作上的表現》通過對韓愈《汴州亂》《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等多篇文學作品分析認為，在韓愈的身上，儒家文化人格中的政治人格與道德人格兩個方面都表現出了鮮明的矛盾性。政治人格產生的矛盾使他為后人留下了急躁冒進、急功近名、不安于貧賤的把柄；道德人格上的矛盾性使他的詩文呈現出文從字順、奇崛險怪的兩個相異側面。白賢《韓愈與儒家臣道觀之演變》認為，荀董“君尊臣卑”的臣道觀與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臣道觀相背離，對荀董臣道觀的繼承與踐行，正是韓愈被宋代理學家批判的原因。霍興聰《韓愈治潮的思想史意義》認為，韓愈治理潮州的思想史意義主要表現為經術上堅守先王之道與君子固窮，政事上安民除害與尊孔興學，傳承方面招攬弟子并立祠。張慶利、張瑩《韓愈對子夏作〈毛詩序〉的否定及其理論意義》認為，韓愈否定子夏作《毛詩序》有三點重要意義：其一，動搖了《毛詩》及其經學闡釋系統的權威性；其二，改變了傳統的釋《詩》方式；其三，開啟了《詩經》宋學的新格局，有著不容忽視的轉折作用。陶慧《復調交響：再論〈新唐書·韓愈傳〉與北宋古文運動之關系》認為，當韓愈已經成為儒家道德文化秩序的符號時，“崇韓”觀念不僅是北宋官方意識形態大力弘揚的結果，同時也是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們的自覺追求。王寧《唐宋儒學形上建構與文道關系的演變——以韓愈、周敦頤為中心的考察》認為，韓愈發起古文運動，提倡“文以貫道”“文以明道”，主張“文”與“道”并重。至宋代初期，周敦頤對文道關系進行總結，主張“道”是理學家們追求的最高本體，“文”只是“道”的感性顯現。這一轉變與儒家學者的形上本體的建構密切相關，二者之間的互動生成，對文人群體、文學創作和“文以載道”思潮產生了影響。

　　二、柳宗元思想研究

　　楊智雄《“章句”師風與柳宗元“傳道”師論的建構》認為，唐代的儒學教育出現了章句師風與傳道師風的失衡，在章句之風為主的教育環境中，柳宗元“避名求實”的師道教育理念“不但可以遮蔽‘恥為人師’的教育風氣的干預和社會的譴責，而且可以為傳統儒家‘傳道’之師鋪開可踐行之道，使之成為儒學復興的一股重要力量”。陶笛平《柳宗元“民本官仆”思想的形成和實踐》認為，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馬深入民間了解百姓疾苦之后，逐漸形成了“以民為本”與“吏為民役”的為官思想。在擔任柳州刺史期間，柳宗元積極革除當地奴婢買賣陋習；重修孔廟，宣揚儒家教化、發展教育以改良社會風氣；鑿井、植樹以改善民生，促進了柳州的發展，但其崇尚佛教有一定的愚民色彩，固守儒家重農抑商的傳統等與“民本官仆”思想背離，顯示出一定的歷史局限性。莫道才、李飛《淺論柳宗元的“除蕪見清”》從柳宗元詩歌文章中大量用“清”這一現象，分析了柳宗元尚“清”除了與生活環境、繼承傳統、佛道思想、儒家思想等因素有關外，最重要的是與其“除蕪見清”這一理念有關。“除蕪見清”最早出現在《詩經》中，并與明德顯志、逆賊敗逃、國家興旺有關聯。柳宗元是效仿而做，“除蕪見清”而明德顯志。羅瓊《柳宗元山水散文中佛儒思想的異域傳播——以石聽泉英譯〈永州八記〉為例》認為，漢學家石聽泉（RichardE.Strassberg）翻譯的山水散文《永州八記》忠實地重構了柳宗元筆下中的山水意象，在異域文化中重現了柳宗元特有的“自然之異”，將中國哲學中“物我同根”“禪意靜境”“統合儒釋”等思想植根于異域文化的土壤中。

　　（作者單位：尼山世界儒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