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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董仲舒的研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2023年關于董仲舒的學術研究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態勢。其中涉及的領域有董仲舒思想研究、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研究、后世學者對董仲舒思想研究之考察等。而董仲舒的思想研究又是其中的重點，就學者關注的問題而言，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大一統思想、中和思想、儒法關系、天人問題、人性論、仁禮情義等觀念以及治身養生，教化、德育等方面。

　　一、董仲舒思想研究

　　孟祥才《董仲舒政治思想的現代啟示》認為，“天人感應”透出權力監督意識，“君權天授”展示政權合法性的意蘊，“民受之”展示民意與合法性的內在聯系，“德主刑輔”確立良政的基本原則，中央集權與儒學獨尊昭示統一意識形態的必要性，有差異的“均富”思想顯示社會財富分配理念，對現代社會治理有所裨益。邢榕瀚、吳之清《董仲舒政治儒學的精髓要義及時代價值》認為，“以萬物一體、天人感應為核心的政治觀念學說”“‘三綱五常’的政治關系學說”“‘德主刑輔’的政治手段學說”是董仲舒政治儒學的精髓要義，對鞏固統治的意識形態，凸顯社會教化功能，強化中央集權有重要價值。謝遐齡《董仲舒：儒家與國家宗教始結盟》認為，董仲舒開啟了儒家與國家宗教的合作關系，也就是“王教”，六經原先不是儒家經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獻。儒家與國家宗教的合作關系，以董仲舒標志其始，以康有為標志其終。季桂起《董仲舒“王道”觀的國家治理思想》討論了董仲舒“王道”觀國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內容，認為“王道”是以“天道為仁”作為政治運作的基礎，遵循以民為本的宗旨，表現為統治者的德性、官吏的素質、百姓的教化與社會的禮法及國家制度的統一，以仁義為主導，“德主刑輔”的模式，以德服人的外交原則，最終以大一統作為追求的目標。劉斌《董仲舒的三統五德說與帝德譜重建》認為，董仲舒的帝德譜采用五德相生說而非五德相勝說，在五德說中保留秦的地位，且應該已推定漢為火德。春秋在三統中是黑統，在五德中無地位；秦在三統中無地位，在五德中是木德。在三統上，春秋繼周，漢法《春秋》；在五德上，秦繼周，漢繼秦。在此三統五德相結合的帝德譜中，周、《春秋》、秦、漢四者之間的關系首次得到較為妥善的處理，漢朝的合法性得到論證。方達《從“天人相應”到“天人感應”——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發微》認為，董仲舒“大一統”所依賴的“天人感應”實際上是改造荀子“天人相應”的理論而來，其核心內容是“天”與“人”的統一、“教化”與“政治”的統一、“天子”與“眾人”統一、人倫與政治的統一，而這所有的“統一”都是為了保障“皇權”的至高性與唯一性，以及官吏選拔體系的歷史合法性與現實時效性。雖欲約束皇權，但最終淪為皇權約束社會的工具，沒能形成皇權自我約束的內在律令。歐亞琴《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建構》認為，“大一統”思想受先秦思想和“儒道互黜”的社會現實影響，奠定了“一元”觀念、尊一思想，即“元一元論”，此構成了大一統思想基礎。這種“一元”觀念、尊一思想，進一步延伸至思想政治領域，開啟了儒學定于一尊之路，并通過政令措施的實施，最終實現封建王朝在意識形態上的統一。崔鎖江《董仲舒大一統論基本內涵的三重維度分析》認為，董仲舒將大一統理論引申為天道、政治、王道三重維度，分別指向宇宙大一統、政治大一統、思想大一統。其中王道維度涉及天道不變、天道貴始、天授君權等內容；政治維度涉及正統、通三統等內容；王道維度涉及王道貴始、王道通三等內通。桑東輝《董仲舒對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認為，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精華，并借助陰陽五行等學說來證成儒家的中和思想，繼而從本體論、道德論、政治論、修養論以及陰陽五行等角度，系統論證了其中和思想的核心內涵及其實踐價值。韓星《董仲舒的中和論》認為，董仲舒繼承了《中庸》的中和觀念，形成了以貴中尚和為主體，陰陽五行為框架，由中致和為途徑的理論體系，并從治身與治國兩個方面展開中和論的實踐應用。唐艷《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董仲舒君子“中和”治身觀念的天道邏輯與運作機制》認為，董仲舒把“中和”之道視為治身的根本法則，在天道宇宙圖式中搭配陰陽、四時、五行元素，勾勒出動態、立體、有序的“中和”運行原理，為君子治身找到了可靠的理論依據與堅實的信念本體。朱承《從天道到教化：董仲舒的公共性思想》認為，董仲舒建構了以“天”“君”“禮”“教”為核心觀念的公共性思想，賦予“天道”以公共普遍的意義，以此為人類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奠基。在解決公共性的治亂問題上，教化之道優先于政刑之具，以儒家價值為內容的公共教化是將天道、君意、禮治等精神在民眾中推廣開來的必由之路。魏姝《董仲舒“春秋決獄”的儒法交涉》認為，“春秋決獄”是儒家經典學說指導司法實踐的一項重要原則，董仲舒以“原心定罪”“親親相隱”“誅首惡”“罪同異論”等《春秋》經義來審判司法案件，實際上是對儒家意旨與法家刑律的有機結合。鄭濟洲《“獨尊儒術”新批判：今古辨異與董仲舒之真意》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提法是在近代反傳統意識下提出的，本意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董仲舒力圖在漢武帝推進漢帝國政治秩序重構基礎上，立足“《春秋》為漢制法”的政治旨歸，從治道和人事兩個層面體系化建構儒家式“大一統”的漢帝國，而近代學人在“反專制”“倡民主”的思潮下對董仲舒的批評是現代性的一種“誤解”。吳愷《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邏輯層次探析》認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有嚴密的邏輯層次：“天人感應”思想的邏輯起點——“天”具備人格內涵，“天人感應”思想的邏輯內涵——人要順應“天”的秩序行事，“天人感應”思想的邏輯要求——人應按照“天”的精神提升修為。張茂澤《董仲舒“天人一”說的思想史意義》認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一”命題，比較完整地表述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天人一”既由天到人，也由人到天，是兩個環節的有機統一。其中陰陽五行作為萬物構成的材料，在世界本原結構中居輔助地位。“天人一”是漢代儒學“天人合一”觀的代表，也成為張載“天人合一”說的直接源泉。李福龍《董仲舒對先秦儒家人性論的發展》認為，人性論的形而上學構建和儒學政治化實踐是董仲舒對先秦儒家人性論思想的重要發展，在統合先秦儒家人性論思想的基礎上，整合了形而上之“性”和形而下之“質”，彌補了先秦儒家單論“性”或獨論“質”的弊端。劉彩云《董仲舒人性論探析》認為，董仲舒繼承發展了先秦儒家孟子性善說、荀子性惡說思想，提出性三品說，詳細分析了人性品級并以中民之性為性，倡導教化指明了向善的途徑，形成了獨特的人性論學說體系。姜智《正誼明道視域下的董仲舒仁說探析》認為，董仲舒從“愛人”的仁學基點出發建構起“天仁合一”的思想體系，并指出“仁人”應該“不謀其利”“不急其功”，將仁愛之心推擴出去，“以仁厚遠”“愛及四夷”“致無為”而取得“習俗大化”的“仁圣”功績。張樹業《信仰、儀式與天人之際——董仲舒論祭禮》認為，董仲舒極力論證郊祀絕不可廢，論述《春秋》不因喪廢郊，足見祭天的重要性。以周、秦二代興衰之對比，將郊祀禮理解為子對父的孝道侍奉，在強調天之神圣權威的同時，將之納入儒家之德行與教化理論系統。鄧紅《董仲舒論“情”》認為，董仲舒將“情”定義為“情者人之欲”，將“情”從先天的“性”中分離出來，認為“情”是后天的、受外物“動”而“變”發出來的精神狀態。并且將陰陽和“情性”聯系在一起，為“情”尋找自然哲學根據。提出“情非制度不節”，強調社會規范、禮樂教化對“情”的制約作用。秦進才《正誼明道與董仲舒義利觀關系新探》認為，正誼明道是董仲舒對越有三仁問題而言，正誼明道是仁人的標準，與董仲舒的義利觀本來沒有關系。自宋代朱熹開始把正誼明道與董仲舒義利觀聯系起來，隨著宋明理學的發展，而產生重大影響。李洪楊《董仲舒的身體觀》認為，理解董仲舒的身體觀要從三個角度：從本體的視角，揭露了身體與天的一致性；從倫理的視角，認為倫理道德的實踐只有通過身體力行的道德踐履才能得以表達；從政治的視角理解，強調治國與治身、政道與身體的關系。姜淑紅《董仲舒仁智并進理路對現代政德教育的啟示》認為，董仲舒在論證為政者修身于國家治理重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仁”“智”并進理路，也就是德性主義和理智主義并進的治理思路。“仁”和“智”須臾不可分離，互為助益，缺一不可，這一理路直接影響到漢代的具體政治。

　　除了對董仲舒思想直接詮釋外，還有學者從比較之視角對董仲舒的思想進行了檢討。郭曉東《論董仲舒的“張三世”學說——以何休為參照系》認為，何休關于“張三世”說的兩層內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窺見一斑，由此足見董、何之論《春秋》“三世”并無實質性的不同。不過，董仲舒的“三世”思想沒有何休那么成體系性的論述。郜喆《從董仲舒“三統說”到劉歆“三統術”——論西漢“三統”理論的轉折》認為，董仲舒的“三統說”影響了西漢中期以眭弘為代表的革命思潮，劉歆將“三統說”改易為“三統術”的歷法技術并引入五行相生說，論證了新莽及東漢王朝的歷史正當性。從“三統說”到“三統術”的變化，昭示了西漢“三統”理論的轉折。黃海燕《淺析孔子與董仲舒關于正名思想的異同》以正名思想為核心，論述孔子的“名實相應”到董仲舒的“名則圣人所發天意”“名生于真”的正名思想發展與變化，認為“名”的內涵意義不斷發生變化，但“正名”思想的目的即為政治服務并無改變。付林鵬《“應天制禮”觀念的思想生成與學理闡釋——以〈禮緯〉為中心的考察》認為，董仲舒在賦予天以宇宙總體秩序內涵的基礎上，從天道和天命兩個角度探討了“應天制禮”的內在學理。《禮緯》則以董仲舒的學說為理論框架，不但從細節上豐富了“應天制禮”的具體內容，更深入討論了“應天制禮”的感應模式，甚至還與漢代的禮儀實踐產生了互動。趙靜《論儒家哲學“以春見仁”的理論進路——以董仲舒、程顥、朱熹為中心》認為，從古代儒學史中可以窺見一個“以春見仁”的理論進路。董仲舒的“春系于元”，通過“天之端”顯現“無窮極之仁”，其對天地分理的論說可視作理學的先聲。程顥以“生春氣象”顯現本體為生生之仁體，由象見體的過程中體現了理學的統分與顯隱。朱熹極富條理地解說四象之春對宇宙本體的顯現，“春氣流行”即是仁體流行、天理流行。經此理論進路來看，由生春氣象顯現的仁體兼有“時”“德”“氣”三個維度，可說是時間之始、道德之源、萬物之本。張春燕《鄒衍陰陽五行對董仲舒思想的影響》認為，董仲舒陰陽五行的學說受到鄒衍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陰陽、五行最初互不相通，所述含義較為單一，鄒衍以其獨特的建構方法將兩者相連，利用陰陽相合激發五行活力。董仲舒受此學說的影響，其學術成果多帶有陰陽五行色彩。

　　二、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研究

　　路高學《董仲舒公羊學的大一統王權合法性敘事》認為，董仲舒通過對《春秋公羊傳》歷史敘事的創造性詮釋，在“圣王一體”的價值語境下，建構起大一統王權的合法性理論體系。一方面會通天人，指出“由王而圣”的可能性，為大一統王權政治的合法性進行了論證；另一方面，在“圣王一體”理念下，采取“由圣而王”的路徑，對孔子為“素王”而為后世制憲立法進行了深入詮釋，實現了“圣”與“王”的邏輯統一。劉增光《董仲舒的〈孝經〉學》認為，漢代盛行“《春秋》與《孝經》相表里”的觀念，實與董仲舒對這兩部經典內在義理的詮釋有關。除《五行對》之外，《為人者天》《立元神》亦堪稱是兩篇“《孝經傳》”。董仲舒以《孝經》的“博愛”貫通《春秋》和《孝經》之義，對儒家仁學做了進一步發展。但其以五行思想為基礎提出的“圣人之行，莫貴于忠”，強化了忠君的思想，也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孝的真義。鄧紅《董仲舒〈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研究》以《治水五行》篇為中心，認為董仲舒為了將五行和陰陽四季一年結合起來，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當“七十二日”的說法，這種說法可能是受到了《管子》的影響，但歸根結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十月太陽歷。余治平《董仲舒“救文以質”論——基于〈春秋繁露·王道〉篇的經學詮釋》和《親親尊尊視域下的“四法”流轉——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篇歷史哲學演繹》對《春秋繁露》中的《王道》和《三代改制質文》進行了分析，認為董仲舒以“救文以質”為中心，通過《春秋》中具體案例的分析，論述尊禮重、道義為重、以質治文等思想，目的是力主漢德當從夏從敬，取法《春秋》重返質家法統。天道陰陽之氣的不同運行軌跡，對應了人世王政、官制、禮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異象，能夠使“四法”流轉獲得可靠根據。而殷質、周文又分別與親親、尊尊相結合，建構出王權繼承的基本秩序。王志宏《董仲舒的名學理論與儒家的教化政治——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發微》借助于海德格爾的語言哲學，對名號等名學理論進行闡釋。認為董仲舒的名號不是人的工具，天地通過名號而對萬物的本性有著最終的規定。天子、君、王和民的名號是從德性的角度出發進行規定的，為儒家的教化政治提供了現實的前提。甘立娟《〈春秋繁露·滅國〉的存亡思想》通過考察春秋亡國，闡發存亡思想，主要包含三個方面：強調群的力量，主張君主應該內外不失其群；強調君臣推心、托付得當的重要性；推崇霸主興滅國、繼絕世的華夏互助。認為所論及滅國，或因三點不居一而致滅，或因有始無終而遽亡。何善蒙《〈春秋繁露〉“天”論疏解》主要討論董仲舒的天論，上天、天下、天子、天道、天數、天生、天意、天經、天命、天時、天志、天德、天制、天理、天倫、天心等，在董仲舒的思想系統中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有序的整體。張淇、何善蒙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孔子形象》認為，董仲舒視孔子為圣人，確定了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視孔子為“素王”，明確孔子秉承天意得授制作之權；通過建構孔子“神而先知”的形象，最終將其政治學說神圣化。經過董仲舒這般詮釋，孔子的形象在西漢時期轉而成圣、成王乃至成神。李英華《董仲舒的“不遇之遇”及其歷史文化意義》認為，董仲舒的“不遇之遇”包含三層含義：“不遇”，主要指生不逢時；“遇”，指面臨和把握歷史機遇；“不遇”之“遇”，表示“不遇”之中也存在“遇”，同時兼指“不期而遇”。董仲舒之“不遇”反而促成一種更大的“遇”，由“不遇”而成就了“不朽”，如此才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并留下曠世巨著。羅惠齡《董仲舒〈士不遇賦〉的易學思想——以本體詮釋學的認知模式探析》認為，《士不遇賦》通過本體詮釋學之觀、感、思、悟、通的認知模式，透過對話及人的相對主體間的知覺理解，經由轉移升華的平和釋然，因照具體情況而發生的認知方式，從而構成的認知存在體驗。

　　三、后世學者對董仲舒思想研究之考察

　　李凱《“三統”與“三道”——司馬遷對董仲舒學術的傳承與發展》認為，司馬遷對董仲舒的“三統”“三道”說從歷史的角度進行了闡釋，將之潛移默化地貫徹在歷史敘述中，對“四法”說比較淡化，看重的不是“三統”的名物制度表象，而是“三道”的“忠”“敬”“文”的本質。魏濤《相感與相分的中和：司馬光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論的吸收與轉化》認為，司馬光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論進行時代性轉化，確立了以真正理性的態度審視天命與人事關系的問題，推動天人關系理論向著“天人共濟”的方向發展。魏義霞《透析戊戌前康有為對董仲舒的推崇》認為，康有為對董仲舒思想的興趣、闡發秉持一貫的立言宗旨和學術立場，歸根結底服務于立孔教為國教的國學理念和變法維新的政治需要。公羊學的立場決定了康有為對董仲舒的推崇備至和對《春秋繁露》的頂禮膜拜，也先天地框定了康有為對董仲舒的態度評價和董仲舒在康有為思想中的歷史命運。呂存凱《康有為對董子之學的詮釋和發展——以〈春秋董氏學〉為中心》認為，康有為一方面發展了董仲舒的歷史哲學，將“三統”和“三世”說進行現代闡釋，創造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歷史進化主義；另一方面，闡發了董仲舒的元本論，將“元”作為其哲學體系的最高概念。遲成勇《張岱年對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評析》認為，張岱年在研究“天人合一”思想過程中，與傳統的肯定性評價不同，以“牽強附會”“穿鑿附會”等評價董仲舒的“天人相類”，認為董仲舒思想總體屬于唯心主義哲學范疇，具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不可忽視其中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思維的合理因素。王松《民國社會對董仲舒的認識：以〈學衡〉為中心》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所顯露出的西方文化危機，促使民國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進行審視。《學衡》雜志注重不同學派間聯系，對董仲舒批判而有繼承，對董子學認同而不盲從，反映出《學衡》力圖通過融貫儒學體系，從而實現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等乃至超越的思路，其對董仲舒認識中開放與偏狹并存、新舊思想雜糅的特點也表明：思想傳統在近代被改造并使用的過程中，只有著重于學術意義、完善內在體系，才能較好實現“昌明國粹”的宗旨，從而真正推動現代性儒學的發展。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