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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學研究

　　李若暉《棄其天倫：何休篡改〈公羊〉發覆》認為，“天倫”一詞只見于《穀梁傳》而不見于今本《公羊傳》，由于《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言“武王為天誅紂”在今本《公羊傳》中也沒有對應的文字，據此可推知何休刪削了《公羊傳》莊公元年的“天倫”之文，并篡改其經義為“誅不加上”，這體現了漢初儒者所竭力拒斥的絕對尊卑觀，至漢末已被儒者自覺用于經學改造的趨勢。

　　王赫《五禮、異代與尊卑：漢唐禮學體系建構的一些視角》聚焦后漢鄭玄和初唐孔穎達、賈公彥，探討他們三禮之學中一脈相承的觀念和方法，并嘗試探討其與更廣義的“禮”的觀念之關系。文章論述了鄭玄奠定的“吉兇賓軍嘉”即“五禮”的分類體系以及對后世經師的影響；以鄭玄的“四代異禮”架構用于解決經文矛盾并非和諧完美為問題，一方面道出義疏家彌縫鄭玄“異代禮”體系的困難，另一方面展現義疏家完善鄭玄“四代異禮”體系的成果；鄭玄注三禮尊卑等級的觀念不僅是調和的工具，而且是自覺構建體系的方法，而這種觀念和方法被南朝義疏家發揮到了極致。

　　王小婷、張佳旭《趙岐〈孟子章句〉引用經文考論》認為，趙岐引用《論語》《孝經》注釋《孟子》，強化了孔孟之間的聯系，開后世尊孟子為亞圣的先河，亦為孔孟道統說之濫觴；兼采《左傳》與《公羊傳》，在今古文經學的選擇上表現出開放的態度；援引《周易》，表現出崇陽抑陰的思想觀念。由此，可窺見東漢學者對《孟子》評價的提升以及東漢末期一人治多經、今古文經學逐漸融合的學術現象。

　　劉杰陽《試論晚出〈古文尚書〉的訓釋文體》認為，晚出《古文尚書》以“本經”來立說，堅持遵用經文用字，以文字常訓為訓詁工具，利用經文內文證據，以此排除經文所無的學說和爭議性內容，剔除復雜的經學理論，其解釋因而顯得簡明、平易，也更具包容性，它既不同于漢代今文章句以口傳師說演繹經文所無的內容，發揮經文以外的“微言大義”，也不像東漢鄭玄等古文《尚書》學者以“博通”為尚，試圖溝通群經，建立復雜的理論體系。

　　熊良智、肖嬌嬌《論“六笙詩”與古〈詩〉文本》通過出土文獻海昏侯《詩》、漢《熹平石經》與毛《詩》的互證，認為鄭玄相關解說的存亡、緣南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箋《詩》所見與注《禮》所用乃不同的另一個《毛詩》文本。其中的“六笙詩”序，不過是其時的《毛詩》學者將《鄉飲酒》《燕禮》中用樂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編排到《詩》文本中的新變現象，而不能說是代表“孔子之舊”的古《詩》文本；不包括“六笙詩”，才是“孔子之舊”305篇古《詩》文本的實際篇目。

　　何海燕《孝之家國意義的多維闡發——漢代四家〈詩〉視域下的孝親詩》認為，魯、齊、韓、毛四家《詩》不約而同地參與到對《詩經》孝親詩的闡釋中來，對作為政教文學的《詩經》在漢代孝治中的具體價值作了多維闡發，視孝為家國延續的重要品格，賦予孝之傳承性是四家《詩》的基本立場，面臨忠孝抉擇的矛盾沖突時“公義”逐漸蓋過“私恩”，呈現出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傾向；對行役制度和歸寧制度下民眾無法行孝持同情態度，體現了對君王之德的要求和對人類基本孝情的肯定，蘊含著人本主義精神及家國和諧意識；對家庭倫理之孝情的關懷和對國家之孝治的關注，構成了四家《詩》濃郁的家國孝道情懷。

　　鄧聯合《〈老子〉與〈詩〉之關聯的語文學考察》認為，《老子》在成書之初就已受到《詩》的影響，這種影響導致其中的某些文句已現出詩歌化的特點。后世的傳承者受到《詩》的影響，對《老子》篇句進行了修飾和增益，便于隨口吟誦甚或配樂歌唱、利于授受流傳之目的。從早期的郭店本到較晚的王弼本可以發現，《詩》是《老子》文本歷史性生成不可或缺的背景性經典，它不僅影響了《老子》這一道家立宗之作的初貌，而且始終伴隨并以獨特的方式深度參與了其后不同傳本的演變歷程。

　　劉增光《公天下的隱沒與忠君的凸顯——唐〈孝經注疏〉的批判性考察》認為，玄宗注解《孝經》，名雖為經注，實寓治術，玄宗以經文以就己意的注解方式，隱沒《孝經》中作為行孝最高境界的“立身行道”之義，以遵守現世禮法為孝，強調“以順移忠”的忠君之義。這使得《孝經》變成一部勸善的倫理書，其實質為政治教科書。

　　杜以恒《論武威漢簡〈儀禮〉分節符號背后的經學內涵》認為，分節符號是對典禮的分析、整合，直接關乎經義，是一種獨特的解經方式。簡本《儀禮》遍布各類符號530個，其中數量最多、價值最大的是281個儀節劃分符號，其形態多為實心圓圈，并且分節符號在內的絕大多數原有符號都占一字或半字位，說明這些符號在抄寫之初就已存在。通過與熹平石經《儀禮》分節符號的比對，說明武威漢簡《儀禮》及其儀節劃分體系在兩漢時期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性。漢簡分節者比后人更加重視等級、禮成、正變等核心禮學要素，體現了漢儒重視章句的學風、獨特的禮學理念及一時《儀禮》學之盛。

　　郜積意、曾新桂《禮經鄭注“饌要方”圖釋》認為，《士昏禮》《特牲禮》鄭玄注中“饌要方”關乎昏禮夫婦同牢的俎數、公食禮之賓饌是否出于席外、特牲禮戶內四饌安放的重要問題，“饌要方”意指“俎正”，應是三俎以上。若三俎，則二橫一縱；若五俎，則四橫一縱；若七俎，則六橫一縱；若九俎，則三三而橫。針對賈公彥以“大判”為釋，作者認為必當詳考食器尺寸、饌法，及筵席長短、宮室廣狹，乃可定其大判之“方”。

　　王忠杰《〈儀禮〉鄭注“牲體之數”的觳髀之爭》認為，牲體之數為二十一體，經文序列十九，其他二體尚無明文；賈公彥合二觳為二十一體；朱熹首倡取二髀去二觳，辯難賈疏；敖繼公申述“觳非正體”；清人姜兆錫辨賈疏前后相互抵牾；秦蕙田等論觳亦非正體；三禮館臣以祝用髀，佐證髀為正體。作者指出，依據經注，可證髀為正體，而觳非正體，只是全體，因此，牲二十一體當增髀去觳。文章認為，觳髀之爭并非簡單的去彼取此關系，其背后蘊藏周代諸侯之卿大夫、士祭祀用體的相應規則：其一，祭祀用體，體不奪正；其二，祭祀用體符合“經而等”原則；其三，祭祀隆殺分明，貴賤有別，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

　　華喆《〈儀禮·昏禮〉“問名”諸經說探賾——兼議禮教觀念對于經說之影響》指出，鄭玄認為“問名”目的在于詢問女方姓名，歸而占卜吉兇。唐代孔穎達、賈公彥等學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鄭玄，清代大部分學者更是將矛頭直指鄭玄，認為鄭注有誤。在如此紛繁的解說中，包括鄭玄在內的學者們都受限于禮法名教，故此對“問名”衍生出多種認識，而后世學者基于“婦諱不出門”的禮教觀念，對鄭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誤會，造成了眾說紛紜的局面。

　　吳凌杰《何以為賓：試論經學視域下“賓禮”概念的構建》認為，經學中的“賓禮”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概念，《周禮·大宗伯》只有“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八種極為簡略的定義，而鄭玄、熊安生、孔穎達諸家的注解不一，他們深挖賓禮背后的實施主體、空間方位、親疏關系、分封體系等問題，又在此起彼伏的批駁過程中延伸出新的問題，使得賓禮的內容不斷擴充，最終賓禮在經文與義疏之間的張力中，逐漸疊床架屋，也為后面“客”與“客禮”等概念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朱紅林《“屠家懸肉格”考——〈周禮〉鄭注的考古學研究之一》指出，《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玄注：“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根據目前所見漢魏時期畫像石、畫像磚所展現的懸肉格形制，認為據安裝方式可分為地面起豎式和屋梁下垂式兩種類型。懸肉格作為一種簡單實用的懸掛器具起源很早，文獻中商紂王所作“炮格之刑”的刑具，很可能就是受那個時代兩豎一橫式懸肉格的啟發。

　　王妮《鄭玄注〈易〉改字考》認為，鄭注中的改字，不僅僅是訓詁意義上的改字，還有文本不同的影響，應是一種綜合的解讀方式。通過鄭玄《周易注》現存25條注釋文例，可以看出鄭玄改字不再限于訓詁改字，不同經師解讀傳本的文本影響和個人闡釋都會在注釋中通過改字體現；依據雖不固定，但絕非隨意附會。

　　劉璐《杜佑〈通典〉通經致用考：以“郊天”為例》指出，通過鉤稽、釋讀《通典》引釋郊天禮的內容，與唐代經注、禮制典籍《開元禮》所論相比較，可知杜佑并未有跟隨唐代論述，反而重采鄭玄說。《通典》“一遵鄭注”還是“狥俗”不過是外顯結果。實質上，杜佑嘗試從思想精神上建立一套君尊臣卑的體系，與其他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相配合，以建構“強干弱枝”的理想社會，維持唐朝之長治久安，達至“理道”。

　　二、易學研究

　　漢唐易學是有史可載的易學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因此歷來是易學研究領域的重點。2023年漢唐易學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知名歷史人物的易學思想研究、知名易學著作研究、重要易學問題研究、漢唐易學發展演變的過程及其歷史原因、易學思想與其他思想的內在關聯，在研究視角上展現出了現代學者特有的歷史自覺。以下按照發表時間順序分述本年度漢唐易學研究代表性成果。

　　湯太祥《〈易林〉在易學史上的地位及影響》指出，《易林》上承孟喜之卦氣說，開創“焦林值日”法，并將“陰陽災異”說、“五行”說、“納甲”說等說易方法傳授于京房，下啟京房之象數易學，最終促使孟、焦、京易學體系的形成。

　　陳沛錦、張其成《〈白虎通〉中的易醫思想研究》認為，《白虎通》中的易醫思想主要包括法象的飲食之道與五行之性、取法天地之數的生育之道、天人合一的生命觀，體現了漢代象數易學思維在中醫學中的具體運用，從而闡發了“人，天之子也”，生命來自天道并法象天道，天人同源且同構的天人合一的生命觀。如此，方可達至《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言“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的終極生命理想之境。

　　林忠軍《談象數易學》認為，以孟喜和京房等為代表的易學家，迎合當時經學和整個學術發展的需求，運用象數觀念作為手段，重在闡發易學微言大義，建立起了推天道、明人事的龐大易學體系，從而改變了易學發展的方向，成為漢代易學的主流。東漢易學家以探索文本本義為目的，以鄭玄、荀爽、虞翻等為代表，闡發了一系列比西漢更為精密、更為深刻的象數思想，成為象數易學集大成者。魏晉隋唐時期是象數易學衰微時期，少年王弼以老莊注《易》，辨名析理，盡掃漢代象數之學，象數之學開始衰微。

　　任蜜林《劉向的易學思想：從義理闡發到象數災異》指出，劉向雖沒有易學的專門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傳論》《列女傳》《說苑》《新序》等著作中，可知劉向注重象數災異思想，其動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與其本人雜有齊學的思想背景有關。

　　李若楠《費氏〈易〉以“〈彖〉〈象〉解經”發微》指出，“《彖》《象》解經”兼具象數、義理兩種方法，以“象數”解《易》的主要特點是重視六爻所處的位置以及爻與爻之間的關系，其所用象的內容較少，而且和《說卦》有一定區別。以“義理”解《易》則有以“理”解《易》和以“史”解《易》兩種。傳承費氏《易》的荀爽、鄭玄《易》學并沒有完全遵照費直解《易》的方法，而是在吸收其他《易》學基礎上有所創新。

　　郁薇薇《孔穎達以“興必取象”為核心的興象觀——“興象”范疇的前理論形態》認為，孔穎達的興象思想是后世“興象”范疇形成的重要理論來源，在對“興”和“象”的闡釋中，孔穎達把握了其中審美的質素，促成了“興”“象”兩個概念從經學、易學向審美領域的轉化，又通過易象“若《詩》之比喻”“興必取象”等命題，從表達上將“興”與“象”關聯起來使用，為“興”與“象”直接結合成為“興象”范疇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楊易辰《陸賈治道哲學的易學詮釋——以〈新語〉與〈系辭傳〉為中心》認為，陸賈引用《周易·系辭傳》，將“天人合策”與“統物通變”作為根本性的治道方法，不僅提出了“圣人治跡”這一理想化的政治治理模式，又將陰陽之理作為“仁義之治”的內核，以凸顯仁義和教化的積極作用。統合《系辭傳》中的天人哲學與倫理思想，意在論證“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之大勢中“法先圣”“行仁義”的重要性。此一治道哲學的易學詮釋方法蘊涵了踐履人倫道德規范和創造不朽功業的政治理想。

　　馬士彪《反本與守真：王弼玄理易學的工夫論之維》以王弼易學為研究對象，指出王弼的復卦注蘊涵兩種不同類型的工夫：“超越止息”的反本工夫、“任其真”的涵養與任持工夫，前者是建立在“復心”工夫之上的境界心靈觀照，后者則意在通過涵養沖虛境界心靈的工夫，達到任持虛靜本性的效果。

　　王貽琛《時間維度下虞翻易學的旁通之象》指出，虞翻易學旁通說的基石是陰陽消息及由此確立的六虛表里顯隱之位。借助旁通，虞翻揭示了現在之維下，天道與人事的顯隱互通一體之象，顯之象與隱之象共同構成以顯之象為主導的整全之象的一體兩面；過去到現在之維抑或現在到未來之維下，天道與人事的顯隱一體、動變流轉之象，諸象不是現成已然的象，而是逐漸生成、動態展開的象，諸象間表里顯隱一體，動態逐次進退變化相通著，構成本卦之象整全顯隱流轉視域下的一體兩面，由此昭示世界為一涵攝貫通場、流轉相通場。

　　王新春《魏相著眼王道之治的卦氣易學》認為，西漢魏相高標“繇陰陽”的王事、人生宗旨，從敬畏天、陰陽、陰陽之道而呵護生命生生出發，據八卦卦氣構設具體王道之治，推出順應陰陽節律的“震治”“離治”“兌治”“坎治”等，以經典范導轉活現實，以現實激活確立經典的現實維度，令經典豁顯鮮活時代性生命活力，轉精微理論力量為強大現實力量，實現了對《說卦傳》《易陰陽》《明堂月令》等資源的融攝會通與發展，彰顯了鮮明的經學理論家、實踐家品格。

　　任蜜林《京房易學的陰陽五行說》認為，京房易學之所以能夠對兩漢易學產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其把陰陽五行思想引入到《周易》中，使得《周易》變為以陰陽五行思想為基礎的象數易學。京房之所以在陰陽五行思想基礎上建立一套八宮卦為基礎的象數學說，并不主要是為了易學建構，而是為了政治上的運用，這與后世以占測個人吉兇為目的的術數之學有著本質不同，這也是京房易學在當時被立為官學的原因所在。

　　吳仰湘《〈易〉孟氏古文說與漢代經學今古文問題》認為，參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說”的組合模式，從今古文經本、經說的組配入手，分析漢代七經傳承情狀，觀察兩漢經學進程，豁然發現漢代經學并非今古文分立互爭的兩極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錯共存的多樣化生態。

　　于茀《“父母六子”與“八卦相錯”：帛書〈周易〉形態譜系新探》認為，通過清華簡《別卦》，可確認帛書《周易》分為八組的文本結構不是漢代人的發明，而在先秦就已存在。帛書《周易》六十四卦文本譜系與《說卦傳》、清華簡《別卦》密切相關，其分為八組的卦序結構來源于《說卦傳》父母六子學說，其生成方式就是《說卦傳》的“八卦相錯”。帛書《易傳》文本形態譜系與傳世本易傳總體上大多出自孔門易學體系，但也有《連山》《歸藏》古易遺說體系的影響，可以確認否定孔子與易傳的關系及學界一直存在的《易傳》道家主干說都是難以成立的。

　　董春《易象體系的歷史流衍及哲學意蘊》認為，從易象的角度提出兩漢之際的象數體系乃是以《周易》六十四卦所特有的陰陽變易思想為基礎，透過卦象之間的聯系變化來闡述宇宙萬物的生化流行，人生社會的更迭變遷。這套理論體系的主要特點乃是賦予象數體系以自然哲學的內涵以及豐富和完善這套象數體系的邏輯框架。

　　王棋《從易之義的角度看漢末荀爽今古文易的融合與創新》認為，荀爽批判和剔除了易之義學說外部的災異數術和讖緯神學，汲取合理內核，以天道推人道、以人道印證天道，在天人關系上不是引向神秘天道，而是歸本人事，回歸費氏易傳統。他對《易緯》易之三義、易名四義等合理思想加以創造性轉化，以陰陽變易、陰陽交易講陰陽不易，論證社會綱常不易法則，闡發《周易》陰陽學說中的中正、中和社會理想和人生價值追求。

　　（作者單位：1.孟子研究院；2.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秦超負責撰寫“經學研究”部分，崔芹負責撰寫“易學研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