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中外生死智慧與儒學的生死觀
來源：儒家網
2022-03-14 16:50:00
按：本文為郭齊勇先生2009年9月11日演講于佛山市圖書館實錄。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謝謝各位周末的晚上聽我聊聊關于生命與死亡的問題。我今天主要給大家介紹一下中外思想家的生死智慧，并將我覺得非常好的書借機介紹，請大家分享。
美籍華裔學者傅偉勛，他曾是美國天普大學的教授，后來又在臺灣南華大學當教授，他也是我的老師蕭萐父先生很好的朋友。傅先生已經故去了，他寫過一本很暢銷的書《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是在他患上癌癥，化療之后寫的。該書從臨終精神醫學講到現代的生死學，是一本關于生命的頌歌，也是瀕臨死亡的體驗。臺灣有一位很有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楊國樞，他評價說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寫的不平凡的書，作者不只是靠自己的學識來寫，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寫這本書。我們知道很多人有所謂的知識，但有知識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智慧的養育要用我們的心、要用我們的生命去體驗。所以，今天我的演講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先向各位朋友介紹傅先生的這本書。
一 生命的品質與死亡的品質是一體之兩面
佛家講生老病死都是人必然要闖過的關口；莊子講“氣論”，以氣聚和氣散，來說明人生在世其實有如浮生，就像寄托、寄養一樣，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而我們今天的社會是一個高齡化社會，而且是一個現代化的、緊張的社會，一個科技迅猛發展的社會，它迫使我們今天的人遠遠比古人更加能感受到生命的孤獨無依。壽命的延長使我們今天很多七十多歲的老人在侍奉九十多歲的老人，壽命的延長也使死亡的負面心理糾葛延長。退休之后的準老人、很多衰弱或健康的老人、絕癥患者，他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們精神心靈的安頓，成了很大的問題。在我們今天這樣一個現代社會，很多人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這些年我也經常去看望一些病人、老人，也料理過師長和親人的后事，我看到這種現代化機械化的處理病重、臨終、料理生前身后事的方式，的確使我感到，“生命的死亡”是一個揮之不去、纏繞我們內心最大的問題。現代社會處理死亡和疾病，特別是嚴重的疾病，它的許多方式是機械化、非人性化的。很多我們探望、服侍的師長、親人，在他們生命的最后關頭，本已恐懼、不安；然而現代化、機械化的處理臨終和處理死亡的方式，令他們更加的惶恐、脆弱。現代人面對生命的最后關頭，就是處于這樣一種境地。
每一個人都會面臨自己的死亡，然而除了自我擔當，還有誰可以替代？那么我們在服侍親人和朋友度過他們生命的最后一段的時候，我們如何營造一種氛圍，幫他平心靜氣、從容不迫而又具有人性尊嚴的離開他所生活過的、依戀著的這樣一個世界？在這本書里，傅偉勛先生說，現代人天天講所謂生活的品質，卻往往忽視了生活的品質應當包含死亡的尊嚴，或者死亡的品質。生活的品質與死亡的品質是一體之兩面，是不可分開的。在高齡化社會，需要贏得生命的尊嚴，也同樣需要贏得死亡的尊嚴，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一種訓練。
我們當然希望現代化的醫學手段越來越高明，但是當我們看到身患重病的人全身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在依靠機器延長生命的時候，有時候我們覺得人活到這個程度已經沒有了尊嚴。我看到所謂現代化的殯葬事業（當然因為要考慮傳染病的問題，現在密集型的建筑布局和人口眾多，不允許我們像過去那樣，親人遺體能夠在家里多停一段時間，然后再安葬），以機械化的方式處理我們的親人、師長、朋友的遺體：冰柜里面一放，水一潑就是所謂洗了，然后冰柜里面一放，然后爐子一燒。這樣的過程確實使我們感到，我們所謂生活的品質，人生的尊嚴，其實應當包括瀕臨死亡之前的尊嚴和料理后事的品質。在這里，古代的喪禮葬禮祭禮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借鑒，其精神是孔子講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二 東西方宗教對生死問題的關注
西方的死亡學和東方的儒釋道、西方的基督教等，從這樣一些生死智慧中產生了一種所謂現代的生死學，目的是探索超越個體生死的一種終極真實。我們要發現生生死死終極的意義，定義人生的終極目標，我們開出適當可行的解脫之路，從而使我們每一個人從信念、信仰上有一種終極的承擔，這恰好是世界各大宗教以及我國儒釋道三教為學的根本。
我們的儒釋道三家和西方的宗教或者西方的哲學還有所不同。佛教的終極關懷，告訴我們如何轉迷開悟。我們俗人有太多的無明，不只是生死，還有貪、嗔、癡、慢、疑、惡見等等我們排解不開的很多東西，有很多這樣那樣的欲念，功名利祿的考量等等。佛教的緣起性空學說所講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空掉、要破除的就是我們的這些執著。基督教認為人生來有罪，基督教的終極關懷，在于如何洗刷原罪以獲致永生。儒家的宗師所憂之道，是天命之道或者道義之道，也關系到生死問題和生死的態度。儒教、儒家，在中國不只是一種世間的、人文化的道德倫理，它有更深層的天命或者天道作為背景。儒家的終極關懷，它所講的天命，在體認生命意義的時候，其實也具有一種宗教的性格。所以孔子講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道家和禪宗更是參破生死。
三 東西方文化智慧中超脫世俗 追求生命意義的精神力量
世界上各大重要的思想、文化，各大重要的宗教，他們無不對生死問題加以關注，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面對著死亡的挑戰。那么我們如何憑借東西方文化智慧中那些高超的、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來超越、克服俗世的很多煩惱，像佛學所說的，化煩惱為菩提？我們怎么樣來破解我們念茲在茲的、放不下的很多俗世的追求，而獲得安身立命，乃至獲得老子所說的“死而不亡”，乃至獲得佛教所說的精神解脫？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世界上很多偉人、中華民族很多的志士仁人、文化大家，他們雖然死了，但是因為他們的功業，因為他們為老百姓所做的事情，老百姓總是紀念著他們。他們的生命雖然短暫，有限的生命卻獲得了無限的價值，這就是老子所說的“死而不亡者壽”。從最終的去向來看，基督教的最終去向是永生的天國。從古希臘的源頭到后來的宗教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超世俗的天國和俗世的人間，天和人之間有著很大的鴻溝，而中國文化則不一樣。再看印度。印度教講輪回，最后歸于梵我或者神我的合一。佛教它是一種涅槃的解脫，所謂涅槃，是一種最終、最后的自由境界。菩提是智慧，所謂煩惱即菩提，就是在凡俗的生活中，在我們每個人都面對的生老病死和所有家庭社會俗務的過程中，達到解脫的智慧。
道家，尤其莊子，所強調的是與道同一，“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大鵬神鳥，最初它只是一個小小的魚子，通過變化成為大鯤，然后成為大鵬，可以翱翔九萬里之上的高空，最后飛向南冥天池這個理想的世界。從莊子所描述的逍遙之游，或者齊物之論中可以看到，道家是用一種齊萬物之論的智慧，使我們世間的很多爭執、計較、煩惱得以超脫。莊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莊子又借骷髏托夢的故事，講人死了沒有牽累，沒有勞碌，安逸得和天地一樣長壽，超過了南面為王的快樂。我們知道莊子有很多的故事，莊子和惠施在濠梁之上，看見水中的魚快樂的游著，他們兩個抬杠起來。一個說：魚很快樂呀。另一個說：你怎么知道魚快樂呢？這個就說：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呢？那個說：我從你的問話中我就知道你問的前提是，你承認我可以知道魚的快樂。莊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有一次，在魏國的國都“梁”這個城市，魏王任命惠施為宰相。惠施一時糊涂，害怕莊子來搶他國相的位置，于是命令人守住城門，不讓莊子進來。哪知道莊子不請自到，到他府上坐著等他下朝。惠施回來以后，很驚訝地看到莊子在他家里坐著。莊子跟惠施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老鴉，找到了一只腐爛的臭老鼠，叼著臭老鼠偷偷的想自己吃掉。其實不過只是一只臭老鼠，他卻害怕高貴的大鹓鳥來搶它的臭老鼠，一張嘴說話，結果臭老鼠掉了，他本來想說“你不要搶”。莊子是以此來比喻，你是一個諸侯國的相國，這個事情對我來說根本不被看重啊，如死老鼠一樣，我怎么可能來搶你的相位呢？所以《莊子·大宗師》里面講到，南伯子葵請教神女，神女通過三天的修煉能夠放下外物；通過五天的修煉能夠“外天下”，把天下都放下；通過七天的修煉能夠超越死生，能夠見獨，即見到道體。以上講了一點道家莊子的生死觀。
再說儒家。孔子一生73歲，孟子一生84歲。孔孟作為儒家的代表，在他們的生命中，曾經遭遇過很多坎坷和波折。孔子周游列國14年，到陳國、蔡國時，面臨絕糧的境地。在宋國，他和他的弟子在大樹下演習禮儀，司馬桓魋（也叫向魋）把這個大樹砍倒了。面對這些危險，孔子非常坦然，因為他有一種最高最終的信念在支撐著他。他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把這個德性放在了我心中，司馬向魋能拿我怎么樣呢？他在匡地的時候，因為他長得很像陽虎，匡人誤把他和他的門徒都拘押起來了，他也是心地坦然的說：“天之將喪斯文（指文王所承的三代文明）也，后死者（后文王而死者，孔子自指）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如果要喪失掉華夏文化的話，那我作為后死者，我怎么能夠了解、學習、繼承華夏的文化呢？老天要是不失掉華夏文化的話，那匡地的人能拿我怎么樣呢？儒家學者把華夏斯文的傳續作為自己的使命，雖然他們自身的生命要面對很多沖突、死亡的危險，但是他們心地坦然。因為他們背后有一種終極的東西、有一種最高的信念在那里支撐著他們。
現代學者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位有骨氣的人，他在抗戰期間代表民主黨派在香港辦《光明報》，太平洋戰爭以后香港淪陷，他坐著小木船從香港返回廣西。當時大風大浪中一葉扁舟，船夫都非常緊張，他卻說“沒關系，我不會死。我還有幾本書沒有寫出來，老天不讓我死，我不寫出這幾本書后人怎么理解孔子呢？”梁先生他就有這種自信。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國人民批林批孔，梁先生在全國政協學習會議上說，你們批林彪可以，但是不能批孔子，孔子代表的是中國文化，孔子不屬于他一個人，孔子屬于全中國人民。當時有人呼口號說“打倒梁漱溟，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梁先生脫口而出的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梁先生等人是追求生命的意義和尊嚴、追求死亡的意義和尊嚴的人，堪為世間的楷模。
四 終極目標是改變人生的強大力量
一個人一旦有了終極目標，他就可以像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他會產生為實現這個目標而獻出自己生命的期望和愿望。而且在實踐上，他會徹底改變生活的方式和態度，以此來實現人生的價值。每一個生命都是渺小的，面對蒼茫的宇宙，面對無限的時間和空間，人總是孤立的、孤獨的、無奈的。
即使像釋迦摩尼、孔子、孟子、老子這樣一些偉人，他們的一生也是短暫的，他們在世時也有很多的不順利，很多的坎坷與困頓。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他小時候爸爸就去世了，他十多歲時媽媽也去世了，所以他很小的時候就做很多粗活；他一生奮斗，為理想知其不可而為之，遇到了很多困難。他對他的門徒們說，他的道是否大行于天下，或者他的道是否不行于某個諸侯國或者當時的天下，那都不要緊，重要的是他要奮斗、要努力，他要為我們的文化、為我們的社會理想和人生的理想而不斷奔走呼號，這就是所謂終極的承擔和終極的獻身。他有一種轉化自己人格的強大力量。
譚嗣同，當時他完全可以逃掉，日本領事館已經給他安排了后路，但是他不能走。他說“我不走”，“我以我血薦軒轅”，他要用死來喚醒當時已經麻木的社會民眾，來喚醒大家支持維新變法。所以這都是有了終極信念、終極目標的人。我們知道有沒有信念、有沒有目標，人生是大不一樣的。
佛教的意識，我們可以用憨山大師所說的“生死大事”四個字加以概括，所謂“非于生死外別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別有生死”。佛教要我們面對最終關頭，讓自己得到心靈的安頓和人性的進化。因為他們要昭示的是，佛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云門禪師說“日日是好日”。即使這一天你過得不好，遇到了交通的擁堵或者股票下滑等等，但是佛教的智慧讓我們把每一天都當好日子來過。馬祖道一禪師說“平常心是道”。人生之旅，雖如“古潭寒水”，然而只有領悟了“死”的意義的人，才能珍惜人生，懂得愛人、做人、求知和責任，懂得何謂人性和生命，才有智慧和勇氣去擔當一切的挑戰和痛苦，從而使自己活得有價值、有尊嚴、有意義。
五 思考死亡，升華心靈；尊重生命，回歸本真
我們讀過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他用獨特的生死體驗的心靈寫照來表明這種心靈的升華。西方的哲人海德格爾說“向死而在”，只有面臨死亡才有生命的意義。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的電影《活下去》里，主人公渡邊也是這樣，生命在他的心路歷程中，在他面對死亡的實踐之中，煥發出光輝。我們的生命存在的一天，就是我們必須充分生活下去的一天，直到我們告別人間為止。我們只有秉持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和行為表現，才能體現我們對于生命真實自我的肯定，才能完成我們人生的責任。
海倫·聶爾寧在1992年她88歲高齡時，出版了自傳性的著作《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回想了與年長她20歲的先生的美好愛情生活和奮斗歷程。她說，參與愛的生活和深愛他人就是最大的人生報酬，愛心的表現是無止境的，摯愛與告別都是生命的因素。他們所昭示的是死亡之中的甜蜜，或者甜蜜即是死亡。以上我轉述了傅偉勛先生的話，有關于儒道家的也有我的心得。傅先生的著作告訴我們，死亡的含義其實可以延伸擴大到精神自我和情感自我的死亡。對于有些人來說，離婚、失戀其實無異于一場場小的死亡，在這個過程中，總是要經歷這樣的五個階段：開始是否認和孤立，然后是憤憤不平，接著是討價還價，再就是消沉、抑郁、憂郁，最后是接受現實。
如何本能的去承擔生命的苦難和人生的使命？傅先生覺得，其實每一個人都要不斷的積累、培養豐富的生活經驗，同時品味、領悟死亡的內涵。直面死亡、體驗死亡，當然我們要更加尊重生命，更加不要輕視自己，特別是自己的生命。比如，我們現在每到五月，有個別大學生或者研究生輕生，這是國家、民族、社會的損失，對于他們的家長來說，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我們就想到，對于一個青年人，其實也可以進行這樣的教育。
比如《孝經》里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們都是人之子女，大孝的開始其實是尊重你自己的“身體發膚”，你的身體健康和安危是父母最重要的關注，你活得好不好是親人最掛念的事情。我們要為他們，也要為自己去尊重生命，遇到坎坷、遇到壓力與競爭，要想得更開一些。那么對于死亡，我們如何去鍛煉、去體驗？其實死亡并不是等到老年才去考慮的事情，我們把自己整個的生命投入到生生死死問題的主體性的探索中，才可以發現一條不依傍于任何外在力量、外在客觀條件，可以大徹大悟、精神解脫的道路。這些就是莊子和莊子學派在《莊子》三十三篇中，通過大量寓言故事所描繪的生死學的貢獻。世俗的生活絕對不平坦、不公平，絕對有很多差距、矛盾、斗爭、計較，他要我們把這些東西看作是齊一的，就像我們在飛機上俯視地面的時候，我們在地面上感覺到的很大差別的東西，已經不是那么明顯了。莊子教我們有一種超越生死、破除生死對立的智慧。這種智慧在陸王心學、在禪宗那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中過世的西子湖畔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書法家馬一浮先生，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學者，新儒家三圣之一，深通佛學和理學。他經歷了抄家等很多的痛苦，最后臨終之前寫了一首詩：“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希和夷是老子道德經中形容看不見摸不著的道德）。漚滅全歸海（漚和海之喻是佛教華嚴宗的一種比喻），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太陽總是要落到崦嵫山下的，人生總是要離開這個世間的。他在亂世之中，從容、灑脫的把儒佛道的生死智慧融入了人生。盡管我們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恐懼，人總是要回家的，我們如何恬淡愉悅地回歸生活的本身，展現人性的美好，這就是生死哲學的意義。
六 死亡哲學是人生哲學的深化和拓展
第二部分，向各位介紹另一本書，我的同事和朋友段德智教授的《死亡哲學》，90年代初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又再版，是極有價值的書。死亡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自從有了人類關于死的恐懼、悲哀、困惑、反思和各種方式的處理，生死問題成為人類心靈、民俗和文化的經久不衰的課題。段先生講，死亡哲學其實是人生哲學或者生命哲學的深化和拓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有具有死亡意識的人，才有可能獲得人生的整體觀念和有限觀念，因而克服世人難免的怠惰、消沉，萌生出生活的緊迫感。
死亡的意義或價值問題，說透了，它是一個賦予有限的生命以無限的永恒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因而歸根到底是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問題。柏拉圖說“哲學是死亡的練習”，叔本華說“死亡是哲學靈感的守護神”，雅思貝爾斯說“從事哲學就是學習死亡”。我們的《易傳》講“原始反終，固知死生之說”，這也是一種高明的見解。中國文化尊重生命、尊重天地之間、宇宙之間有一個偉大的精神生生不息，中國文化華夏族群的文明也是生生不息。在這個背景之下，他正視死亡，因而強調只有超越、消解死亡，才能最后達到人與天地萬物同體的境界。
王陽明的《傳習錄》講的是，如果我們對生死念頭看的透、看得破、透得過，我們這個心之全體才是流行無礙的，這才是儒家所謂盡性致命之學。西方在文藝復興時代、在啟蒙時代有很多的哲人，他們的反思是，人生不再意味著忍耐、受苦、消極無為，而是可以依靠自己設計，過得生氣勃勃、轟轟烈烈、奮發有為。這是面對死亡，反省了生命的個體性和有限性，才給生命以內在的價值，這就是所謂“借死來反觀生，以生來界定死”。人類的生死觀在啟蒙時代以后發生了質變，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說：“假如精神害怕死亡，他就沒有勇氣直面自己的應當被否定的方面”，他說“所謂承擔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而要敢于去否定自己應當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經受怎樣的風險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辭”。黑格爾所說在“死亡中得以自存”，他所強調是，通過自我否定，求得自己更大的生存和發展，因為人最難戰勝的是自我。
其實老子哲學也講到如何戰勝自己，不斷超越自身、回歸自身，不斷否定自己、實現自己和認識自己。在西方死亡哲學中，自由的原則和個體性的原則，是死亡意識向生命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意識轉換的樞紐。我們界定的自由，有政治上的、社會學上、美學上的，有哲學上的各種關于自由的定義，但是所謂的自由其實也是一種被限制。孔夫子尚且說“從心所欲，不逾矩”，無論我們如何界定個體，它都離不開社會群體。
康德強調的自由是道德的自由，那是自己跟自己下命令。康德提出“自由人自己選擇去死”這樣一個死亡哲學的重大命題，他強調的是意志自律。康德給自己寫的墓志銘說：“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他說道德的自由總是自己決定自己，而不是別人，不是他在的力量決定自己。這種所謂意志自律，并不是一種張狂的自由，而是在道德層面上，自己如何去選擇是道德的行為還是非道德的行為，這樣一種自己決定自己的自由。而在社會層面上的自由，又是不逾社會規矩的。所以康德哲學講，我們如何要求人們，把死亡方式的選擇，自覺建立在超乎于個體的普遍利益和普遍道德準則的基礎之上，這是兩方面的統一。
黑格爾對人格提出了一種頗具特色的解說，他說：“一個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場的個人，誠然也被承認為一個人，但是他沒有達到他之所以被承認的真理性作為一個獨立的自我意識”。也就是說：他不僅承認生命的自我否定，尤其要承認在啟蒙哲學中所非常肯定的我們，如何去拼搏、如何去實踐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所強調的是近代啟蒙以后的人的一種主體性的張揚。以上是段教授的書的要點。
七 儒學的生死關懷及其當代意義
前面我們介紹了傅偉勛教授的著作和段德智教授的著作，現在我們談談儒家文化中有關生死的關懷以及它的當代意義。這是我的學習體會。儒家的生命意識、死亡哲學的第一個方面是“尊重生命”。孔子講“未知生，焉知死”；“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當時他的門徒中，子路非常好勇，他經常告誡子路要尊重生命，不要暴虎馮河，不要去無畏地犧牲。子路最后是死于衛國的內亂，孔子聽說他去了，就知道他可能回不來了。子路被人亂箭射了以后血流滿面，死之前他還端正了自己的帽子。孔子講的“未知生，焉知死”，其實是說中國文化、中國哲學更加重視的是“生”，面對生，如何實現生命的意義，不要輕易的去消耗掉自己的生命。
戰國的時候，刺客輕生成為一種時尚，孟子為當時人戒，指出“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勇”不是去拼死，可以死可以無死，我們不要輕易地犧牲生命。他甚至告訴我們，知命者不站在危墻、危巖之下，因為會坍塌。《孝經》講“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周易·系辭傳》講“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周易”之“易”，一名而含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天地萬物一體的易道、變化之道，變化之中又有不變的原則，這個原則又很簡約，所謂《周易》是有變易、簡易、變易之中有不變易的原則的意思，這就是古代哲人所體會的天地、宇宙、乾坤、山河大地，草木鳥獸生生不息的這種過程。天，乾元之德，是大生之德；地，坤元之德，是廣生之德。而人，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說學習天德天道和地德地道的品格，我們的創造性才可以和天地的創造性相配合、相媲美。我們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來全面發揮人的秉性和潛能，就自然有一種周易所昭示的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這是儒家珍重生命、主張積極人生的傳統。同時，要有承順性，被接受性，又要寬容大度，包容各種人，這叫“厚德載物”。
《中庸》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是說，圣人能夠把天下的這種真實無妄的“誠”的精神發揮出來，充分實踐天賦給人的各種各樣的秉性，不僅盡我自己的本性而且盡他人之性、盡他物之性，幫助他人、他物來暢順地發揮自己的本性，這樣，人就可以和天地這種生生不息的化育萬物的這種精神相配合，人就可以參與、幫助天地的生生不息的演化和養育萬物，那么人的地位就可以和天地鼎足而三了。這是《中庸》所闡發的一種哲理。所以在儒家看來，宇宙和人生的本質屬性是生生不已，變動不居，不守故常，日新又新。儒家所主張的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參與現實的生活，特別是我們如何用參與現實、用我們的道德生命來回應天地、父母的生生之德。
從每一個個體來說，儒家的主張是，我們如何把守成和創業、動和靜、本性和欲望、生和死，統一起來。所以《周易》的易道、孔子學說的仁德仁體，它有創造精神的一面，有進取的一面，在變動中、在實現生命價值、在“開物成務”的各種社會活動中保持自己的本性，保持剛健精神，不沉溺于聲色犬馬的物欲，不要心里有種種掛礙、其他的追求。所以儒家主張，通過正視生來正視死，“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用強烈的生命意識來通透死亡意識。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們一旦有了一種生命的志向，哪怕是早上聽到了我們無窮追索之中的這個道，晚上去死，都是值得的，他講了一種無窮的追求。孔子講“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孟子講“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孔子在水邊詠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人要向水的品格學習，與時偕行，與時俱進。儒家的主張，是用生命的意識來界定死亡的意識，用積極熱烈的人生實踐來省視生命的有限性，來賦予有限的人生以無限的價值和意義。我們尊重生命，所謂生命可以區分為精神生命與物質生命。沒有物質生命就沒有精神生命，兩者不可分割，所以我們尊重物質的我、肉身的我。然而沒有精神生命，人無異于行尸走肉，生活就沒有意義，所以我們更尊重精神的我、人格的我。
儒家的生命意識、死亡哲學的第二個方面是“死而不朽”。過去有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立德是最根本的，是否成就功業，要靠外在客觀環境，但立德更重要的是個體性，靠主體自身，至于著書立說、立言，是最后的，但這三種都叫不朽。所以儒家堅持獨立的人格，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茍且偷生，也不和惡勢力同流合污。孔子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不要求取自己茍且的生命而傷害了仁德，甚至可以用生命來成仁取義。他講：“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作為君子，有道之人，沒有在吃完一頓飯之間這樣短的時間內違背仁德。“造次”是倉促匆忙，“顛沛”是流離失所。無論是倉促匆忙的時候，還是流離失所的時候，作為君子，也不會違背仁德。曾子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這都是長期以來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所實踐的道理，死而后已的這種精神。
孟子講，作為“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他講：“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命很寶貴，我們當然希望活著，道義也是我們所向往的，但是在民族、國家的大義、大是大非需要承擔的時候，舍生而取義。他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活著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所想要的還有比活著更重要的價值，所以我不要茍且偷生。死也是我所厭惡的，但是所厭惡的有更甚于死者，所以就害怕在最后的關頭不能闖過，不能夠舍生取義。荀子講“人之所欲，生甚矣”，人的欲望中“活著”是很大、很重要的欲望；“人之所惡，死甚矣”，但是“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我們在面臨最后大義的選擇時，需要生命的承擔。
所以在傳統文化中，保持氣節和操守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蘇武牧羊則文天祥、史可法，歷史上志士仁人都是這樣做的。曾子講：“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孟子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荀子講：“從道不從君。”文天祥講：“時窮節乃見”，“生死安足論”，“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古人讀圣賢書，所為何事呢？不是為了茍且偷生，他一定是要有尊嚴地活著，死得其所，活得其所。所以孟子講：“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盡道而死，是正命；至于為非作歹，犯罪了判刑而死，那是非正命，不是一個人正當的、正常的命運。所以，儒家生命的價值轉化為死亡的價值，生命的承擔轉化為死亡的擔當。不應害怕死亡而偷生，不因威脅利誘而茍活，生命通過死亡得以延續，人生由有限變為無限，個體自由和人格獨立得到最大的發揮。
《左傳》里多次提到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論語》中也講到，死而無悔，死而后已，士可殺而不可辱。《孝經》里面講到：死生之義。所以儒家絕不逃避死亡，以自己的價值觀追求死而不亡。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三方面是“存順沒寧”。宋代有個偉大的思想家張載，他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還有一句話是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活著我順從（天地乾坤父母的）事理，死了我很平靜安詳，因為我無愧于天、無愧于人，心安理得，所以我活著很順，死了很安寧。《易傳》里面講：“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它講的是原始而知生，最后求其終時，就知道死的意義。這是孔夫子跟子路討論的時候，直接說的意思，尊重生命，也尊重死亡。
王陽明說，做學問的功夫，對于一切聲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擺脫殆盡，再通過一個最后的關頭從生命的本根上去領會，才能達到見得破，透得過，這才是流行無礙的生命之歸宿。所以儒家的人生設計，既是生氣勃勃、轟轟烈烈、奮發有為，又毫無粘滯、毫無牽掛的做到達觀的態度，這就是所謂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業。其實每一個人都要有這樣一種精神，這種生死態度既有壯懷激烈、視死如歸的一面，又有恬淡無欲、安靜平寧的一面。這與那種懼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懼心態不同，又與那種耽于聲色、及時行樂的游士心態不同；既與那種消極無為、怠惰保生的逃世心態不同，又和那種斤斤計較于功名利祿的執著心態不同。儒家的人生設計具有一種張力。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四方面是“慎終追遠”。《左傳》講“慎始而敬終”，慎重地對待生命的開始，嚴肅認真地對待先人的死亡。《尚書》講“慎終于始”，“慎厥終，惟其始”。曾子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謹慎地對待我們先人的死亡、父母的死亡，追懷遠祖，老百姓的風俗就歸于厚樸了。所以中國文化，儒家，有祭祀的傳統，有認真對待先人父母前輩的死亡，這樣一個很大的傳統禮儀。儒家重視孝道，也就是肯定了生死轉化代謝中的死而不亡問題，儒家通過血親種族的延續，來“繼志述事”，延續其精神，光大其事業，是文化生命的傳承。儒家的孝道不是狹隘的，不只是族群的延續，不是只重視傳宗接代，更重要是一種人文事業、文化生命的延續。
儒家非常重視教育、重視師生的關系，師生這一倫是非常重要的，它強調的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生命的傳承。所以儒家的死亡意識向生命意識、道德意識和文化意識轉化，有限的個體人生向無限的群體人生轉化，它是有一個生生不息的自己的文化系統。后人幫助先人自然安寧地接受死亡，并獲得臨終的尊嚴，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懿，體悟生死的終極意義。孔子講：“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父母活著的時候，要按禮侍奉他們；父母死了，要按禮安葬他們，而且經常去祭祀、紀念他們。這反映的是一種人文式宗教的信念，也昭示了人的歸宿感，強調了以人性化的方式來料理后事。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五方面是“天道性命一體”。儒家的終極關懷具有天命的根據和冥悟體認的宗教性格，他的天命之道是生命和死亡意義的價值源頭。儒家徹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據，是天道、天命的信念以及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規定----天賦的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心性的尊重。天道和人道、天道和心性的貫通，表明儒者對于人世間、對于俗世生活的肯定，在俗世關懷的背后，它其實是有深刻的、超越的、形而上的關懷，也就是終極的最后的關懷。所以儒者以天下為己任，儒者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信念和救世獻身的熱忱，尤其他們至誠不息、虔敬無欺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來事奉天地精神。孟子講“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短命也好，長壽也好，我們都修身養性以待天命。這種安身立命之道，其實在儒家的俗世的學說里面體現出了終極性的宗教品格。所以儒家的使命感、責任感、“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死且不朽”、“死而后已”、“朝聞夕死”的憂患意識和力行實踐精神，都具有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的源頭在背后支撐。
最后，我們講講儒家生死觀的當代價值。現代人的精神安頓成了問題：生活的無意義感籠罩著新生的一代；人們的心靈缺乏滋養，生命缺乏寄托；臨終的精神關懷缺乏；現代工業化的料理后事方式缺乏人性化，更使臨終者惶恐不安，不能夠從容不迫、具有人性尊嚴地承擔死亡。那么我們即使檢討現代科技文明本身，就能夠代替現代人思考生死的意義和價值嗎？我們在重癥監護室看到親人、朋友、長輩、老人、病人那樣的狀況，其實我們心里非常不安；每次去殯儀館送走親朋好友或師長，也是覺得一方面受到心靈的洗禮，另一方面有很多惶惑不安的感覺。
儒學的安身立命之道，如果在現代社會中加以創造性的轉化，就能夠豐富我們今天的生活，使我們活的更好，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儒學可以提升我們的人格，活化性靈，解脫煩惱，緩沖現代人內心的緊張，超越生死的執著，復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過著人的生活。儒家的精神對于今天社會人生的一些負面問題，比如環境破壞、道德失落，能夠起到治療和拯救的作用，尤其是對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會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實儒學根本上是教我們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義。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使全中國、全世界的華人，都有了一種慈悲心、仁愛心煥發起來的感覺。看到那些被地震吞噬的生命，我們心里非常難過，所以大家奉獻愛心。
另一方面，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令我們反省，假如我們都只是經濟動物、只會唯利是圖，我們何以面對列祖列宗和子孫后代？儒學是我們民族精神的主干，在現代社會的創造性轉化中，它應該如何幫助我們進行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建設，以實現理想的美好社會？儒學其實可以克服一些我們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質的弱化和教養的消減。人是需要教育的，是需要教化的。這種教化不是說教，不是教條主義地灌輸，而是從小養成的，是家長與師長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浸潤而成的，從我們的蒙學讀物、四書五經、老莊、佛經里逐漸修習，慢慢養成的。通過我們對儒釋道基本經典的解讀，能夠使得我們獲得安身立命，獲得一種恬淡、平寧，同時又積極有為參與現代生活的精神境界。
（作者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現任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