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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下簡稱“兩創”）是新時代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方針。近年來，在“兩創”方針指導下，眾多學者立足于儒學的“經世致用”，重點圍繞儒學與干部政德教育、儒學與鄉村文化振興、儒學與儒商精神塑造、儒學與青少年德育培養等話題，積極進行實踐總結，及時進行理論概括，形成諸多頗具代表性的學術成果。

　　一、儒學與干部政德教育

　　劉長利、楊發庭《“兩創”視閾中政德教育的價值意蘊和時代契合》認為，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底色和價值本色，為政德教育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基因和恒久的精神源泉。汲取儒家文化營養全面提升政德教育水平，在更高層次、更深領域推動“兩創”，以“兩創”成效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深度嵌入涵養領導干部為政之德中，全面推進政德教育提質升級。鐘云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政德理念的時代價值》認為，在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創造性地融入我國政德建設的實踐中，需要“借鑒汲取儒家‘為政以德’的德治主張”“傳承弘揚儒家民本仁政思想”“夯實修身立德的執政根基”。李文潔《試析中國傳統“政德”觀念》認為，“為政以德”的政德觀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孔子的政德觀是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瑰寶，不僅闡釋了為政者是什么，還提出了應該怎么辦，怎么干的問題，為孔子之后的歷代思想家和統治者汲取和借鑒，構筑了中國古代政德的基本內涵。陳力、盧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的若干思考》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政德理念、尚賢思想、廉政思想等與黨的建設緊密聯系，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黨的建設當中，對于永葆黨的生機與活力、增強黨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劉長利、孫霄然《貫徹落實“兩創”方針全面提升政德教育水平——以濟寧市政德教育突出政治性時代性專業性實踐性為例》指出，加強制度建設，使政德教育規范化；弘揚儒家文化，讓政德教育成為領導干部的歷史自覺和共識。劉媛媛《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為政之德的思考》指出，從政者要結合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實踐對傳統優秀政德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涵養為政之德，增強基于公共利益的道德判斷、道德選擇和道德實踐能力，更好地維護公共利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二、儒學與鄉村文化振興

　　吳少偉、郭星星《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價值邏輯與建構路徑》認為，推動鄉村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一方面要求在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因素的同時賦予其新形式、新載體，另一方面要求結合鄉村生產生活實踐創造文化的新內涵、新樣態。黎珍《鄉村振興視角下鄉村治理的內在邏輯分析》認為，鄉村治理邏輯中有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治國理論中民本思想的歷史傳承。儒家智慧中的仁愛觀、秩序觀、民本觀等民生思想資源和要素，使得鄉村治理邏輯因傳承而意蘊深厚；儒家以“仁愛”為核心的“仁政”實踐民本理念，為鄉村治理提供了傳承千年的民生問題紓解、實現民生發展的“儒家智慧”“儒家方案”，使得鄉村治理邏輯因傳承而有所借鑒。楊慧、呂哲臻《融情于禮：孔子“禮治”思想對鄉村情感治理的啟示》指出，情感治理是鄉村“軟治理”的一種方式，其基本理念根植于儒家的仁、禮等思想，孔子的“禮治”思想更為“融情于禮”提供了理論基礎。左康華《鄉村振興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和創新，離不開鄉村，離不開作為其主體的鄉土文明，離不開鄉村振興的時代使命。在鄉村經濟發展、文化建設與社會治理等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在鄉村文化振興的實現路徑方面，顏炳罡、趙法生、常檣等學者，從鄉村儒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顏炳罡《“鄉村儒學”的由來與鄉村文明重建》通過追溯鄉村儒學的歷史和發展，進一步指出，21世紀初期在山東各地出現的“鄉村儒學”既是儒學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一種實驗，也是一種示范。趙法生《鄉村儒學與鄉土信仰重建》通過對于傳統鄉土文化的研究，結合當代鄉村儒學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在目前鄉村建構儒學講堂、公共祠堂和民間道堂三堂合一的教化體系的構想，通過鄉土文化的返本開新，為鄉土文明重建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的路徑。常檣《論鄉村儒學與“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指出，未來鄉村儒學發展的時代背景是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事業的推進，其總體目標是淳化鄉風民俗、引導向善向上、重塑鄉土文明、構建精神家園。其主動性實踐主體應由地方黨委政府、人文學者和時代鄉賢三方組成。未來鄉村儒學開展的具體舉措包括：把牢規范發展的政治方向，凝聚助力復興的價值共識；轉化以文化人的科研成果，增進扶志潤心的民生福祉；做強融入生活的實踐平臺，構建協同推進的命運共同體。張穎欣《當代“鄉村儒學”的實驗進路》指出，開始于21世紀初的“鄉村儒學”教化實驗，是大陸儒家學者進行的一次以儒家倫理為主要理論資源的鄉土文明建設嘗試。實驗初期成效顯著，帶動越來越多的鄉村開始重視人文教化，但在繼續深入的過程中面臨著教化方式不夠完善、教化內容甄選原則不夠明確、各種保障條件不足等現實困境。“鄉村儒學”未來發展的具體路徑是建立一種與現代法治思維相融合的，以本土文化為根基的信仰體系、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體系，在這個基礎上建設一支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奉獻精神的組織隊伍，制定合理的講授內容，豐富和規范多樣化的教化方式，讓“鄉村儒學”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精神寄托、生活指南和社會整合的功能。

　　李卓、胡驕鍵等學者從貫穿著儒學的仁愛精神和倫理原則的鄉約制度入手，在總結鄉約制度近千年成敗得失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應現代社會結構的鄉約實踐新形態。李卓《“呂—朱鄉約”與儒家公共倫理的新開展——一種儒家社群主義的視角》指出，鄉約以社會主流價值（儒學）建構道德規范、強化價值認同、指引倫理實踐、注重涵養傳統美德與社會價值觀，對道德建設和人格成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繼承創新傳統鄉約文化，使鄉約制度與現代文化、現實生活相融相通，有助于提升精神文明、促進社會正義、擴大基層民主、改善公共福利，對培育文明鄉風、淳樸民風具有重要的史鑒價值。胡驕鍵《鄉約：儒學的鄉村社會建構途徑》從反思作為儒家禮教建構社會生活世界的傳統鄉約之優缺點的角度指出，實現傳統鄉約的現代轉化，使之成為建構現代鄉村社會的基礎性理論，這勢必有助于推動當下的鄉村振興發展戰略，也勢必有助于推動儒學的現代轉型，進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動中國社會整體現代轉型貢獻力量。吳倩《儒家鄉治實踐與新時代鄉村振興——析中華農耕文明對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借鑒意義》指出，儒家鄉村治理的實踐智慧體現在“德治教化”“耕讀家風”與“士紳精英”三個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鄉治的重要特點，漢代三老制、宋明鄉約等德治措施注重價值引導、內在自律，德治傳統在當代經過創造性轉化可與法治建設相輔相成，提升鄉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鄉村社會的基本單位，耕讀家風被歷代王朝譽為道德楷模、鄉治典范，傳承發展耕讀家風有助于以家庭建設為起點移風易俗、塑造文明鄉風。以士紳為主體的鄉村精英引導古代民眾處理了大量鄉村公共事務，現代鄉賢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領域，因地制宜地發揮新鄉賢作用成為鄉村治理靈活有效的政策選擇。

　　三、儒學與儒商精神塑造

　　徐國利《傳統儒商仁道觀及其現代價值》從儒商道德觀的角度指出，傳統儒商仁道觀是古代儒商秉承儒家仁道觀形成的，是傳統儒商文化的核心。傳統儒商仁道觀被中國近代儒商所傳承，也被日本儒商傳承并使日本實現近代化，展示了其現代價值和普適性。因此，以價值理性為價值導向、將其與工具理性相融合，是重建中國當代儒商文化的可行模式和必由之路。宗超、張英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視域中儒商精神的價值結構與踐行路徑》指出，現代儒商精神應遵循由己及人即由主體價值信念推至國家情懷的價值邏輯，包含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儒家思想的價值維度，整合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創新、創業等實踐精神，表現為克己行義、仁入品出、禮約行雅、商同國事的價值結構。不斷挖掘與建構儒商精神以賦能當代企業家精神，是弘揚企業家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探索中華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之道、培養中華民族商業創造性與競爭力的重要內容，也是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練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舉措。程海艷《略論義利之辯下儒商精神的倫理價值回歸》認為，儒家經濟倫理中的“義利秩序規范”“誠信契約精神”“民富國強思想”是中國儒家商人的社會目標、價值和責任的具體體現。傳承儒商精神的精華，弘揚儒商文化，促進儒商經濟倫理的價值回歸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馬濤《儒商精神的特質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為，中國企業家需要在汲取歷史上“儒商”行之有效的經營經驗基礎上，探索創建中國特色的優秀企業家精神，這就需要從中國儒家文化中去發掘商業倫理的道德價值。結合新時代新要求，對傳統儒商精神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升現代中國企業家自身文化素養和經營智慧。

　　四、儒學與青少年德育培養

　　胡思慧《儒家道德精神的堅守——讀梁啟超〈德育鑒〉》指出，作為德育之核心的儒家道德精神在探索民族救亡圖存的道路之際，梁啟超發現西方所謂“先進”的國家觀并沒有形成公民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因而他返回“私德”領域，重新審視傳統儒家的道德精神、個人修養，致力于對儒家文化精神內核進行重新詮釋。冉亞輝《孔子儒學對中國德育思維領域的歷史影響》指出，孔子儒學構成了中國社會對教育的基本想象和假設，其現世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中國社會思維范式的基本構成，也是今天中國德育實踐中的主體思維。在中國德育思維領域，孔子儒學的歷史影響主要有：指向現世主義的教育目標；注重經驗主義的道德智慧；強調實踐理性的德育路徑；世俗主義的德育內容體系；注重歷史智慧的歷史主義視野；家國同構的德育結構主義。陳鵬、閆博榮《論儒家君子人格對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涵養作用》在對儒家君子人格內涵進行闡釋的基礎上，從認知和踐行兩個維度解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指出儒家君子人格對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養成的作用所在。

　　在實現青少年德育路徑方面。彭援援等《習近平關于傳統文化的德育思想論述及時代價值》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傳統德育文化論述的主要內容包括：傳統德育文化有助于實現“以德興國”的戰略目標、“立德樹人”的價值目標、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代目標；家國精神有助于提神聚氣，和合價值有助于浸潤精魂，道德追求有助于明德修身。易連云《習近平傳統文化觀與當代學校德育改革定位》指出，在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指導下，學校德育在傳統文化的理解與傳授上，應注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繼承性與文化內容選擇的民族性；在教育方法的選擇上，應體現對傳統文化詮釋與轉換的時代性。傳統文化教育要體現家庭、社會與學校“三位一體”的系統性，以及學校德育理論與實踐體系建設的綜合性。盛楊《習近平傳統文化觀視域的學校德育》認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融入學校德育工作，應以學習原著為前提，以第一課堂為主導，以第二課堂為拓展，借助“互聯網+”技術和平臺，全員全程、全方位加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劉輝、郭豪楠《傳統文化教育研究的三維審視》指出，傳統文化教育具有強化思想政治教育、推進傳統文化傳承和推動教育現代化等價值。傳統文化教育面臨政府、學校與社會等維度的困境，構筑有“儀式感”的傳統文化教育場域、加強傳統文化課程建設、打造“多主體協同”的傳統文化教育體系是推進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路徑。王建《對〈樂記〉中“樂和民性”的當下解讀——兼論美育與德育的融合機制》指出，禮樂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禮”與“樂”相結合是儒家施行德化教育的主要手段。高校應充分重視美育和德育協同育人作用，通過頂層設計，將美育和德育工作統籌管理、科學規劃，逐步建立起美育和德育的工作協調機制，促進立德樹人目標的實現。

　　在儒家傳統中，經世致用觀強調關注社會現實，重視實用和實踐，利用儒家智慧解決時代問題。從傳統文化中挖掘闡釋政德思想，以此來涵養領導干部的為政之德，學者們就黨員領導干部政德建設的內涵、意義、實踐路徑、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等問題進行了充分探討。

　　堅持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鄉村文化建設的應有之義，儒家的仁、禮、民本等思想可以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新的思路。主要觀點是：要發揮傳承作用，即以儒家道德文化為基礎，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建設鄰里守望、誠信重禮、勤儉節約的文明鄉村；以具體社會實踐探索鄉村文化振興的路徑，“鄉村儒學”既是儒學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一種實驗，也是一種示范，通過儒家的孝道和五倫教育，重建鄉村的倫理秩序和文化生態；發揮鄉村傳統文化主要載體的作用，如鄉約制度、民俗文化、私塾、鄉紳、耕讀傳統等，這些載體在當前鄉村產業發展、精神傳承、文化供給等方面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以潛移默化的文化力量對中華民族的世界觀產生影響，進而作用于個人追求、國家治理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處理。

　　儒商文化和儒商精神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蘊含著以人為本、誠實守信、尚中貴和、義以生利、勇于創新、為政以德等思想，涵養著新時代商業文化和企業家精神，對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學者們從如何建構儒商精神，及踐行路徑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了儒家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經世致用”的路徑。主要觀點是：儒商精神根植于儒家思想，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兼濟天下”情懷、“變則通”“日日新”的創新精神、“天行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致良知”的經營價值觀，將在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儒家思想與儒商代表的有機結合，探討“新儒商”在當今時代應發揮的作用，培養出更多具有儒商氣質的現代企業家；探討儒商精神傳承的路徑，如加強財經類高校學生新儒商精神的培育，結合新時代新要求，對傳統儒商精神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升現代中國企業家自身文化素養和經營智慧等。

　　儒學是培養新時代中國青少年德育的重要文化資源，其設定的圣賢、君子形象，強調的仁愛、公平、正義、和諧等主張，對于今天的青少年德育培養仍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主要觀點有：圍繞學校的陣地作用，探討通過學校如何將儒家智慧融入青少年的德育培養，增加傳統文化教育與傳承的課程，加強大學生傳統文化學習的系統性；將傳統文化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相聯系，推進傳統文化傳承和推動教育現代化等價值，通過構筑有“儀式感”的傳統文化教育場域、加強傳統文化課程建設、打造“多主體協同”的傳統文化教育體系建設；禮樂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從美育與德育的融合機制角度，指出，“禮”與“樂”相結合是儒家施行德化教育的主要手段，充分重視美育和德育協同育人作用，通過頂層設計，將美育和德育工作統籌管理、科學規劃，逐步建立起美育和德育的工作協調機制，促進立德樹人目標的實現。

　　通過系統梳理“兩創”方針指導下，儒學與干部政德教育、鄉村文化振興、儒商精神塑造以及青少年德育培養等方面發揮的作用，可以看出，學者們對儒學的研究不僅關注學術的層面，更加注重“兩創”實踐的研究，正確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重要文化基因和優良傳統，讓儒學立足于生命，反思社會，察考國家，關懷天下。

　　（作者單位：尼山世界儒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