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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結合”“第二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百年以后出現的新概念。近年來，這兩個概念已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探討的理論熱點。“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個重要論斷，最早由習近平總書記于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在中共二十大等重要場合，習近平總書記對“兩個結合”又做出重要闡發。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習近平總書記文化思想。對于“第二個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作了全面系統的闡發，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隨后，在2023年6月30日，在中共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了兩個“決不能拋棄”，指出，“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由此來看，“第二個結合”其實就是“魂脈”與“根脈”的有機結合，二脈合一，才能更好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以及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順應時代大勢，符合中國實際，不僅擁有豐厚的歷史根基，還擁有充足的學理依據和堅實的學術支撐。回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有關研究成果可知，相關學者圍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系問題，曾做過許多深入而廣泛的討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以上重要講話和重大論斷，把專家學者昔日在“象牙塔”中產生的理性思考和“一家之言”，結合新形勢、新局面、新探索，有機地轉化為黨和國家的重大文化戰略，使之迸發出新的生命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二個結合”雖說在表述上是個新概念，卻在本質上不是一個新話題。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和主流，這是學界公認的一點。探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問題，就不能不談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問題。《孔子研究》雜志創辦于1986年3月，是刊發關于儒學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成果的專業性學術期刊。筆者通過研讀該刊近40年來（截止到2023年。特別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所發表的有關文章發現，早在二三十年前，便有學者曾專門圍繞馬克思主義與儒學之關系問題、儒學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問題做過一系列的理論探討，這些探討在當下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參考價值和啟發意義。立足新時代，梳理這些理論探討，將進一步加深我們對“第二個結合”的理解和認知，更加堅定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自覺和自信。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關鍵在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結合。本文擬以《孔子研究》（1986—2023）所刊發文章（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主）為考察對象，對關于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若干精彩觀點做一梳理，以期展示其必要的學理依據和學術支撐。

　　一、“第二個結合”的關鍵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結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儒學創始人孔子距今不過2500多年，我們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源頭當然不合適，但說他是承前啟后、返本開新的集大成者，便沒有問題。關于儒學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相關論述有很多，這里僅引用兩位學者的觀點。1986年，毛禮銳在《孔子研究》創刊號上發文指出：“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其學說對中國古代哲學、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生活、風俗習慣的影響之大，是中國歷史上其他任何思想學說所不能相比的。”1992年，《孔子研究》刊登李澤厚的一篇發言稿，其中指出：“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文中還補充說，這是作者發表《孔子再評價》一文后一直堅持的觀點。之所以這樣講，他解釋說：“我以為，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主要還不在于它有許多大人物，如孔、孟、程、朱、陸、王等等；而更在于它在歷史上對形成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或稱之曰國民性、民族性格）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再看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這段話的中心詞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本身涵蓋范圍很廣，但報告中提到的“天下為公”等10個詞，卻無不出自儒學的核心價值理念。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這段話的中心詞同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但其中涉及的“重要元素”，無不全都出自儒學體系。所以，可以肯定地說，儒學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干和主流。

　　如果說“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問題就是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結合的問題”這一觀點太絕對的話，那么退一步，完全可以說，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關鍵，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相結合。一些重要學者曾就此問題發聲，表達類似觀點。王學典在研讀二十大報告后，針對“兩個結合”，有一個深刻的體會，那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與道教相結合，也不是與佛教相結合，更不是與那些民間信仰相結合。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需要并能與馬克思主義深刻結合的，應該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思想。”再往前追溯，也有學者表達類似觀點。吳光在接受筆者采訪時曾指出，探討馬克思主義與儒家的關系，就涉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分成三個階段——馬克思主義教條化階段、馬克思主義法家化階段、馬克思主義儒家化階段。此后，在2022年12月線上召開的第九屆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議上，吳光于致辭中仍在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儒家化。

　　由此可見，探討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也就是探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也就是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在正式介紹《孔子研究》有關文章及觀點之前，筆者還想再分享一下在采訪湯一介時，他對儒學與馬克思主義關系問題的看法。湯一介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相通之處有三點：一是都有明確的社會理想；二是都不是空洞的理論，都重視實踐；三是都是從社會關系的角度來定義人。同時，他也指出了二者的各自缺點。馬克思主義一是不重視個人道德，二是不重視傳統；儒學一是不重視科學論證和邏輯論證，二是不重視法治。馬克思主義與儒學之間存在相通之處，說明二者之間存在契合性，有對話乃至結合的理論基礎；二者之間又存在差異性，說明二者同時也有互補乃至融合為一的必要。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之異同的話題，許多學者都曾做過探討，無不有利于加深我們對這一話題的認知。

　　二、“中國特色”離不開儒學等傳統文化

　　《孔子研究》創刊之際，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大幕拉開不足十年之時。鄧小平在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開幕式上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中國特色”便成為包括學術界在內各行各業議論的一個焦點。什么是“中國特色”？何以“中國特色”？這樣的追問，不僅需要政治家回答，同時也需要思想家和理論家從自己的專業出發，發表見解。在1986年《孔子研究》創刊號上，時任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的谷牧在發刊詞中明確指出：“今天的文化是由以往文化發展而來的。古代文化中所包含的有利于社會發展、反映人民要求的進步因素，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光彩。”他還強調研究孔子文化要做到“沙里淘金”“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百家爭鳴”。谷牧時任黨中央領導，他的態度其實就代表了當時黨中央的態度，這個發刊詞對日后的儒學研究無疑將起到不可忽視的指導作用。本期《孔子研究》刊登了一組筆談，其中，有三位作為作者的業界權威都提到了“中國特色”與中國傳統文化之密切關聯，值得注意。侯外廬《孔子研究發微》指出：“在今天，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決不能離開包括儒學在內的全部民族歷史文化的深厚土壤，當然，我們也還要盡力吸取外國一切優秀文化來豐富我們的新文化。”這樣的表述兼具歷史性與前瞻性，也兼具主體性與開放性，其實也就是表達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文化觀。馮友蘭《一點感想》指出：“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其所以有中國特色，就是因為它對古代文化有所繼承。”馮友蘭直接把“中國特色”與“古代文化”聯系在了一起，而這個“古代文化”當然是包括孔子思想、儒學在內了。毛禮銳《進一步深化對孔子的研究》指出：“黨中央要求我們努力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然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就離不開民族的固有特色，這就需要了解歷史，掌握事物的因襲關系。割斷歷史、否定歷史是不利于現代化建設的。尤其是精神文明的建設，更是離不開繼承有價值的傳統文化和道德風尚。”毛禮銳在文中不僅指出現代化建設不能割斷歷史、否定歷史，而且還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這個概念，“中國式的現代化”其實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毛禮銳所謂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其實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中國式現代化”。

　　1995年年底，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與中央黨校有關部門共同組織召開“馬克思主義和儒學”學術研討會。會上，有學者如陳亞軍，曾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做出解讀。他認為：“‘社會主義’主要是指經濟政治制度而言的，‘中國特色’則是指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的，特別是指其中屬于觀念形態的獨具特色的價值體系（群體與個體相統一）和人生境界而言的。”這個觀點與上面幾位學者特別是馮友蘭的理解是一致的，簡直就是對馮說的“照著講”。余敦康以《我也介紹一篇文章》為題在1995年第2期《孔子研究》發文，專門介紹羅榮渠發表于1994年第6期《東方》上的一篇文章，名曰《人文憂思的盛世危言》。余敦康坦言，讀罷此文，他獲益匪淺，受益良多，還引用羅文原話，指出，對中國特色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開發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羅文原話很有見地，觀點清晰，指向明確，在這里，筆者把余文所引羅文原話也轉錄于此： “人們常常談到中國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事實上真正豐富的是我國的文化資源。這在世界有獨具的優勢。離開了我們的悠久而博大的文化傳統，就談不上懂得中國的國情。我們一直強調要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如果忽視了發展中的文化要素，則所謂的中國特色就只是一句空話。”這樣的觀點，在倡導文化自信、歷史自信的今天，對我們仍有很大的啟發性，我們顯然不能說它已過時。重要學術觀點一旦得到政治家及其智庫團隊的關注、肯定與采納，或者與政治家的宏觀戰略思考發生某種程度的吻合，便會閃現出更為耀眼的思想光芒，并且這些學術觀點也將使政治決策、國家戰略具備更加堅實的學理基礎。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重復了他2021年3月到福建武夷山朱熹園視察時說的話：“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段話看作是對三十多年前侯外廬等權威專家有關“中國特色”論述的回應和肯定。習近平總書記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今日中國的成功都歸功于“中國特色”，這就更加彰顯出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獨特作用。

　　三、儒學與馬克思主義應“雙向反思”“雙向互動”

　　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二者相互對話、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過程。徐遠和較早提出東西方文化應“雙向交流”，他在1988年第4期《孔子研究》上發文探討此問題，值得關注。盡管在徐文中，西方文化是指西方現代化成果，而不是指馬克思主義，但他的觀點仍然具有可借鑒性，畢竟馬克思主義也屬于廣義上的西方文化。他認為，“從世界文化發展的角度看，東西方文化是雙向交流的過程。”“（中國）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就需要不斷地對東方文化自身進行反思。”若干年后，徐遠和關于“雙向交流”、文化“反思”的觀點，得到了“共鳴”。（關于這種“共鳴”，下文將提到）盡管我們不知道帶來這種“共鳴”的雙方學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承繼關系，但在本質上卻呈現出了一脈相承性和一以貫之性。把執政黨的指導思想與傳統中國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并從理論上闡釋二者融合的必要性和具體路徑，這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孔子基金會和《孔子研究》關注主流思想文化并試圖引領學術潮流的一項重要舉措。前面已提到，1995年年底，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與中央黨校有關部門共同舉辦“馬克思主義和儒學”學術研討會。以這樣的主題召集專家學者展開學術研討，不僅需要有很強的學術敏感性，而且還需要對當下政治思想和官方政策有所關切。會上，周繼旨和許全興都提到，在處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之關系上，要采取“雙向反思”的態度——“既要反思馬克思主義者對待儒學態度；也要反思歷史上捍衛儒學的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次會議上，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中國傳統文化是可以結合的。葛榮晉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明確提出二者的“雙向互動”，并指出這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原話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是可以結合的，結合的動力在于現實社會實踐的需要，不在于理論自身；結合點的選擇也應有（應為‘由’，筆者注）社會實踐決定。結合不是拼盤，而是一個整綱；不是外在的聯合，而是內在的整合；不是引馬入儒和援儒入馬，而是雙向互動的。結合的結果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結合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過程。”這些高論，對今天理解并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儒家化，具有不容小視的參考價值及指導意義。

　　這次會議上，還有學者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進行了闡發，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便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這種結合，不僅僅是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語言、詞匯方面的東西，而且還有儒家之本質的、深層的東西。如王國軒指出：“毛澤東吸收了儒家的思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使這個學科有了很大的發展。”田廣清則更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有兩個源頭，一個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內容，其實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按照現行普遍流行的說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與儒學、中國傳統文化根本沒有什么關系。如黨章中有這樣的表述：“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再如，《現代漢語詞典》中的“毛澤東思想”詞條是這樣定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思想體系。”這與黨章表述基本一致。關于毛澤東思想的現行普遍流行說法，只認為毛澤東思想僅僅做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也就是說，其僅僅做到了“第一個結合”，而沒有做到“第二個結合”，但是，倘若我們回頭來客觀研究毛澤東思想，很容易便可發現，毛澤東思想一定是在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中的某些理念和元素之基礎上產生的，毛澤東思想把根基深深扎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孔子研究》辦刊人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刊登關于“第二個結合”（雖然當時沒有這個詞）的觀點，明確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對黨的指導思想的誕生產生了重要作用，不可謂不具有很大的理論魄力和學術創見。這樣的見解，對于我們學習和理解一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對于我們認識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雙向互動”，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啟發意義。

　　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包括兩個方面

　　在創刊后的十多年時間里，《孔子研究》曾多次就儒學、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就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就“國學熱”等話題，刊發專業文章或組織筆談，深化了學術界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和理解。

　　在1995年第2期《孔子研究》上，時任主編辛冠潔以《應該更加積極開展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為題，在“傳統文化問題筆談”專題中發文，明確指出：“只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衍生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絕不會，也不可能代替馬克思主義。沒有哪一個人會去做以中國傳統文化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傻事，即便想做，也永遠辦不到。”這個觀點打消了有人以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弱化甚至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顧慮。1996年第3期《孔子研究》專門刊發了一篇名為《關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之間關系的思考》的長文。該文被安排在了當期首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劉弘章總結吸納之前有關研究成果，對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即儒學）之關系做了系統闡述。文章指出，自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以后，就一直存在著與中國本土文化，特別是與儒家文化關系的問題，就馬克思主義方面來說，在大多數時間里，對儒家文化的全盤否定乃是其基本態度。1949年以后，在“左”的思潮影響下，雖然思想界有著百家爭鳴的方針，但在實際上卻只有馬克思主義一家獨尊，儒家文化被等同于封建主義，只能作為批判對象而存在。而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情況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此時便不能再忽視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與價值了。因為，“在世界上，沒有那（應為‘哪’，筆者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在否定自己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建成的。同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缺一不可。……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在筆者看來，劉弘章文章中，探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異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兩個話題是重中之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鑒價值。劉弘章把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差異之處分為四個方面。限于篇幅，不再轉引原文，只做簡單概括。分別是：一，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嚴密完整的思想體系，而儒學因內部存在不同派別而不是一個嚴密完整的思想體系；二，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的批判的學說，而儒學是一種只適合于守成的學說；三，馬克思主義強調斗爭性，而儒學把統一、和諧看成是最重要的；四，馬克思主義把人性看成經濟關系的體現，而儒學則主張一種普遍的超階級的人性。至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相同相通之處，劉弘章根據張岱年《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一書中的觀點，將其歸納為唯物論、無神論、辯證法、歷史觀中的唯物論因素、民主主義、人道主義和大同的社會理想七個方面。在此基礎上，劉弘章又將其歸為三類：哲學世界觀、政治思想和社會理想。

　　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劉弘章的論述頗為細致，他直接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分成為兩個方面的內容，他認為“中國實際”本身就包括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他說：“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與中國的革命與建設的實際相結合，二是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方針的完整的內容。只有實現了這兩個結合，也才能夠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方針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段表述中，劉弘章在事實上明確表達了“兩個結合”的觀點！這里的“兩個結合”與今天我們所倡導的“兩個結合”，在本質上完全一致。但在那時候，限于主客觀條件，如此高論還只能停留在學術討論層面，只能作為“一家之言”隱藏在見仁見智的眾多學術論文之中。今天來看，這段論述的時代價值就在于，為我們深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兩個結合”論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佐證和學術支撐。

　　五、創造“人類最完善的思想文化體系”

　　王國軒在1988年第4期《孔子研究》發文指出：“未來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種文化、一種文化思潮，而需要多樣性的文化，文化的多樣性，有著人們的欣賞心理基礎，一個人不能一生只吃一樣飯，只唱一支歌，民族文化愈是具有獨特性，愈對異域人具有吸引力。”這是很有見地的一個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未來的文化家園，必定是“百花園”“百果園”，必然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多樣性也好，多元化也罷，不同文化之間也不是相互孤立的，不可能僅僅做到“各美其美”，它們之間還應該互動互鑒、交流對話，甚至還很有可能會結合在一起并產生新的文化樣態。此后，有學者就提到了在中國建構新文化的問題。

　　1992年第4期《孔子研究》設計了一組筆談，其中有幾篇文章值得我們格外關注。錢遜以《面向生活，關注人生，接近人民，致力普及》為題發文，指出要依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豐富思想資源，建立“新的人生哲學”。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相結合，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剔除傳統中封建性的方面，發掘其中所含有的普遍性的內容，并賦予它以新的時代內容”，另一方面是“向廣大群眾做通俗的介紹和宣傳”，并強調前者是“提高”，后者是“普及”，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從文章題目便可看出，作者是在以學者身份強調傳統文化普及傳播的重要性。署名竹戈的作者在這期筆談中發文，表達了和錢遜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傳統文化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體系，就傳統哲學而言，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仍然發揮積極作用的是人生哲學層面。”他還指出，傳統文化“需要經過創造性轉換才能與新時代相適應”。這里明確提出了“創造性轉換”，這與當下所倡導的“兩創”方針可謂一以貫之。此外，署名佑驥的作者在筆談中把儒學當作“人生哲學”，并認為這一部分內容可參與“新思想文化體系建構”，他說：“我以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別是其主體儒學，說到底是‘為己’（古之學者為己）和‘愛人’統一之學，也就是如何作人之學，亦即人生哲學。”在以上這組筆談中，竹戈和佑驥還分別提到在中國流行的三大文化思潮的互動與融合問題，他們都認為，馬克思主義、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將長期并存，三者之間必須要進行互動、對話，相互包容，相互理解，進而融合產生出一種新的思想文化體系。竹戈指出，這三大思潮的沖突、碰撞與融合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化史的主旋律，“三大文化潮流已經形成了誰也消滅不了誰，但又相互依賴的三足鼎立之勢”。他指出，不同體系的文化相互融合完全是可能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儒釋道三教的融合，在國際上，如日本，也成功實現了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和本土民族文化的融合。基于此，他主張人們要“以寬松而平靜的心態，冷靜而理智的情感，客觀而務實的精神去尋找新文化的生長點”。佑驥也把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以民主和科學為核心的近現代思想文化和指導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馬克思主義當作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三種主要構成成分，并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頭腦中都是這三根“弦”并存，“差別僅僅是有的人這個‘弦’粗一些，有的人那根‘弦’粗一些。”佑驥更是強調，“如何盡快地把上述這三種思想文化成分融匯貫通，作成一個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是擺在中國人民和理論界面前一項帶有戰略性質的任務。這統一的思想體系一旦形成了，建立起來了，將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完善的思想文化體系，因為它是由人類思想文化精華凝聚而成”。這個說法不僅指出了三種思想文化在當代中國互動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把三者融合的結晶稱作“人類最完善的思想文化體系”，讀來讓人很是振奮。試想一下，立足當下，能夠為三大思潮的有機融合盡綿薄之力，促使“人類最完善的思想文化體系”盡快降生，將是一項多么有意義的文化事業啊！

　　此后，在1995年第2期《孔子研究》中，又組織了一次“傳統文化問題”筆談。牟鐘鑒發文談到三種文化之關系問題，不過，他的表述與前文有所不同，他把三種文化概括為社會主義文化、西方歐美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他指出：“三大文化體系之間有沖突，但更多的是會通；未來的中國新文化體系將從這三大文化體系的良性互動中產生。”他接著又談到三種文化的未來發展問題：“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居于主導地位，它面臨著如何創造性地發展和應用，更具有現代中國的特色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根基，它面臨著如何開發資源、推陳出新、創造性地轉化，使之適應當代和未來社會的問題。西方文化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營養和借鑒，它面臨著如何介紹、改造，把其中優良成分吸收過來，并使之中國化的問題。”在這里，牟鐘鑒提出“創造性地轉化”問題，這個說法與竹戈的“創造性轉換”（1992年）一樣，都構成當下“兩創”理論的學理依據。欣慰的是，以往重要學術見解在今天已上升為黨和國家的文化方針，指導著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事業的發展。

　　上面幾位學者在文中都提到了建設新文化（如錢遜所謂的“新的人生哲學”、佑驥所謂的“新思想文化體系”和“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牟鐘鑒所謂的“未來的中國新文化體系”）的暢想。而在與錢遜等學者的同期筆談中，徐遠和也發表了類似觀點，他指出：“只有充分借鑒和吸收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的全部優秀成果，才能創造適合時代需要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與前面幾位學者不同的是，徐遠和著眼于儒學與時代的融合來發表見解，他更加關注儒學在新文化建構中的作用及儒學的命運走向。徐文指出：“儒學某些思想必須融入當代思想的大潮，即與當代思想發展的總趨勢相適應，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是儒學（嚴格地說是儒學的片斷思想）在新時代發生作用的特點。既然儒學不是單獨發生作用，而是要融入時代思潮才能發揮作用，那它就不再是本來意義上的儒學，而成了未來新的綜合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獲得了‘新生’，但新生兒不是儒學，而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由此可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儒學在參與建構新文化中將扮演更加關鍵的角色，或還可說，如果沒有儒學的參與，“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這個概念便不能立得住。

　　經過對以上文章的品讀與解析，我們已基本上明確，推動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促進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合，目的便是要創造一種新文化，而正是由于這種新文化吸收了本國本民族的文化，特別是吸收了儒學的精華，所以我們才將其稱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或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綜而觀之，以上幾位在《孔子研究》發文的前輩學者是冷靜理性、與時俱進的，他們頭腦中既不存在文化虛無主義，也不幻想文化復古主義，從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看，他們是尊古而不復古、守正卻不守舊，既要傳承更要創新，他們的文化理想很明確，就是要催生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一種有機融合各種積極成分和有益元素的新文化，用今天的話語說，就是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追根溯源，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最早表達出建設“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之主張的，應該是毛澤東。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把“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描述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今天我們所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本質上不正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嗎！

　　六、進入21世紀后關于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問題的討論

　　進入21世紀以后，《孔子研究》用稿風格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雜志多刊用那些絲絲入扣的純學術性文章，對與意識形態關系密切的話題討論得相對偏少了，直接關于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話題，很少再見諸該刊。筆者認為，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此前學界關于此問題的討論已比較多，觀點表達已相對比較充分，學界已很難再產出新觀點、新見解。同時，管中窺豹，我們也可看到，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重大學術轉向。

　　考察在這一時期《孔子研究》所載文章可見，學界相關討論的總體特點有三：其一，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積極為實現二者結合建言獻策，學者認識到“主張‘以儒學取代馬列主義’‘儒化共產黨’‘儒化中國’的只是少數人”；其二，學者樂意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最新執政理念、最新話語體系（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諧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來闡釋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問題，并且，“儒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個概念往往是混為一談的；第三，在儒學專業期刊上發文，學者當然更容易表現出對儒學及中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2008年10月，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與中國孔子基金會共同主辦“2008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高層論壇”。會后，《孔子研究》刊載了綜述。這是近20年來少有的、集中刊載關于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話題的一次。其中，方克立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是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一元主導地位越明確越鞏固，就越能以開放胸襟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張豈之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淵源。李翔海認為，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內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華，是當代中國和諧社會建設之內在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會上，一些學者還提到“儒學現代化”的問題。郭齊勇認為，儒學與中國現代化有著不解之緣，儒學的主要精神與價值理念仍然是當今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高春花指出，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生活樣式，要想在時代演進中保有獨特性，就必須緊密結合現代生活實踐進行現代轉換，只有以時代主題和問題意識為價值坐標，“死”的傳統才能變為指導現代社會的“活”的精神。劉余莉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儒學的關系問題，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當代人類一切文明進步的理論成果，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來源，“中國特色”尤其體現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特色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所體現的治國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治國理念是相傳承的。這個觀點，明顯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關專家提出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這次會議召開十年后，黃玉順在2018年第4期《孔子研究》發文，總結“十年來儒學變遷之大勢”，并展望未來發展。他同樣指出“儒學現代化”的問題。在文中，他確認：“中國思想領域的百年格局就是這樣的三元格局：儒家、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并強調，他這里所說的“儒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紀興起的“現代新儒家”。他指出，談儒學十年變遷的大勢，實際上就是談儒學三派——原教旨主義儒學、自由主義儒學和馬克思主義儒學當中，哪一派成為了各種傳播媒介的儒學主流話語，哪一派占據了儒學話語權方面的優勢地位。黃玉順還預測了儒學的未來圖景：“結構上的三元格局還會長期存在下去，直到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完成。”他還提醒我們：“中國社會所面對的遠不是所謂‘后現代狀況’，而是‘走向現代性’的問題。……儒學要避免被時代所拋棄的命運，就必須接受現代文明價值；為此，儒學自身首先需要現代轉型，即實現儒學現代化，成為某種‘世界儒學’或者‘人類儒學’，而非某某主義的儒學。”

　　2022年第5期《孔子研究》刊發高長武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系的新揭示新回答》。該文跳出“儒學”，站在傳承發展整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角度，梳理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系問題的有關論述，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大歷史觀，在總結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基礎上，在回答新時代黨和國家發展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把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在關系的認識和回答推進到了新高度”。該文顯然是在全國理論界熱議“第二個結合”的時代背景下所刊發的討論，有助于我們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前十年間之主流思想話語體系豐富與確立的過程。2023年第5期《孔子研究》刊發吳文新的文章《公道民本：融通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本體基礎》。該文指出，“公道民本”是“中華民族理想社會的靈魂”，這種“價值本體”“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遇、結合之后通過復雜的交會而實現融合、貫通及至新生的本體基礎，成為中華文明新形態和馬克思主義新形態的本體基礎”。他還指出，“公道民本”是“源于天人合一的社會歷史整體觀”，在中華氣學、中華理學、中華心學、中華實學等學派思潮中都有其理論表現。由此可知，所謂的“公道民本”，正是源自儒學的；更進一步說，中華文明新形態和馬克思主義新形態的本體基礎，也是源自儒學的。可見，儒學在建構中華文明新形態（或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七、結語：兼議儒學的“定義”及其所長與所短

　　筆者曾圍繞“何為儒學”這一話題，搜羅儒學學者、文化學者有關解讀，原希望從中獲得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定義”，卻發現，不同學者之間對此問題的具體描述是有差別的，可謂見仁見智。如賀麟說：“儒學是合詩教、禮教、理學三者為一體的學養，也即藝術、宗教、哲學三者的諧合體。”王蒙說：“儒學是親和、恰到好處的此岸思潮。”牟鐘鑒說：“儒學是東方倫理型人學。”姜廣輝說：“儒學是一種‘意義的信仰’。”朱漢民說：“儒學是一門涉及中國和東亞地區人民和民族的全體大用之學。”邵漢明說：“儒學既是安身立命之學，更是經世致用之學。”傅永聚說：“儒學是治政之學。”王學典說：“儒學是一種比較完善的社會發展理論。”盡管學界關于儒學的定義千差萬別，但以上觀點基本上都能自圓其說，且都是基于嚴謹的學術考察而得出的確鑿結論，都值得借鑒與肯定。在此，筆者也想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一個觀點：儒學是仰視世人而俯視人世的學問。這就是說，儒學一方面在其根本價值立場上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以群為上、以德為要的，另一方面又對含有人與物的整個人世形成了一種透徹的、總體性的理性觀察和科學認識。前者大體可對應“仁”，后者大體可對應“知”。總之，以上對“儒學”的解釋，幾乎都可劃歸到精神價值、人文理性、道德教化的層面中去。《尚書·大禹謨》曾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觀點，而儒學之長，恰在于“正德”，通過上面關于儒學定義的討論，也可看出這一點。張岱年曾指出，儒家專講“正德”，不甚注意“利用”“厚生”，據此他得出“從中國文化的長期發展過程來看，儒學實有所偏失”的結論。對于這種認識，乍一聽可能會覺得不舒服，卻也表達了事實，畢竟，儒學的突出優勢就在于“挺立道德主體”，倘若儒學沒有偏失，包治百病，我們又何須引進馬克思主義？張岱年之說我們應當真誠接受。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1月26日視察孔子研究院時指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突出強調一個“德”字，這其實也是在提醒我們，特別要發揮儒學在德治方面的獨特優勢。筆者認為，在今天，誰說儒學包治百病誰就沒有頭腦，誰說儒學百無一用誰就沒有良知！而“利用”“厚生”，則直接關乎社會進步和經濟建設，這兩點恰恰是把握住人類社會發展總規律的馬克思主義之所長。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也有緊密結合的必要性。

　　關于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筆者在此舉個不是完全恰當但可以說明問題的比喻：經過研讀以上專家學者相關高論可認識到，推動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不是要在中國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分店”，也不是簡單把馬克思主義這個“商店”里的“商品”放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商店”里去賣，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等所有“商店”里的“精品”都匯集在一起，開設一個新的“商店”，這便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新的“商店”才是我們的理想和目標。

　　概而言之，本文梳理了近40年來《孔子研究》所刊發有關儒學、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關系問題的討論，對一些代表性觀點進行了分析與評論。經過翻讀該刊所發表的相關文章，我們更加認識到：第一，“中國特色”之“特”，恰恰體現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上，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便很難成立；第二，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其實也就是談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結合；第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包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本民族文化相結合兩個方面，后者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四，今天我們要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西方文化三者的有機融合，在此基礎上，還要創造一種新文化，正是由于這種新文化吸收了本國本民族的文化，特別是吸收了儒學的精華，所以我們才稱其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第五，儒學本身也面臨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儒學現代化與中國現代化密切相關。筆者做這些梳理工作的目的在于盡可能歷史地、系統地了解習近平有關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作重要論述的學術背景，為當下大力推進“第二個結合”找到學理依據和學術支撐，進而引導人們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自信，繼續沿著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之路前行，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做出新貢獻。

　　（作者單位：尼山世界儒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