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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學的日本化”和“儒學的近代化”往往是學界回顧江戶儒學研究的兩大慣用視角，對此以平石直昭所著《新的德川思想史像的可能性——以“近代化”和“日本化”的統一為目標》的分析最具代表性，該文以這兩種視角為方向，深入考察了戰后50年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演變。所謂“儒學日本化”是指外來的儒學如何通過變化來適應日本的社會條件，所謂“儒學近代化”是指以朱子學為中心的江戶日本思想如何完成近代化歷程。無論是“日本化”，還是“近代化”，其側重點都是儒學在日本發生了何種變化，而儒學一旦進入日本，勢必影響日本社會，這也應當是江戶儒學研究的關注點之一。有鑒于此，國內以唐利國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以“日本儒學化”的新視角來重新省察相關學術史的觀點，他認為思想史研究如果忽略了思想對社會反作用的一面，難免會帶來學術認知上的偏差。受此啟發，筆者嘗試利用新視角來梳理近幾年江戶儒學的相關研究，所聚焦的是日本社會因儒學發生了何種變化。

　　一、江戶時期儒學在日本的傳播

　　“日本儒學化”的前提是日本有儒學，這就涉及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問題。儒學傳入日本的時間，按照《日本書紀》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國儒學博士王仁攜《論語》等書渡日，這里的紀年傳統上被認為是公元285年，根據靜永健的考證，此年應是公元405年。也就是說早在5世紀初，儒學就開始在日本生根發芽。攜《論語》渡日的王仁要擔任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這反映了當時儒學在日本的主要受眾是社會最上層，此后儒學的傳播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宗聰、許慈惠、石津悅人《儒學在日本“自上而下”的傳播路徑及意義考察》正是對這一過程的具體研究，該文將江戶時期視為“日本中層對儒學的受容及向下層傳播”的階段；隨著武士階層廣泛接受儒學的影響，當時的武士道精神在繼承前代基礎之上“由儒家思想的思想主流和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融合重塑而成”，而且在這一社會環境下，江戶時代儒學名家輩出，儒學的社會影響進一步加深。尤為重要的是，江戶時期寺子屋遍布日本全國，這是一種面向平民子弟的初等教育機構，而儒學在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據朱玲莉對日本寺子屋教育的研究，以儒家綱常倫理為核心的德育是寺子屋教育的重要內容，宣揚盡忠盡孝的《孝經》《童子教》《大倭二十四孝》等教材出現在日本各地的寺子屋課程中，可見儒學已經進一步向平民階層傳播，并且這種啟蒙教育的形式更能加深儒學對普通日本人的影響。一些學者注意到，儒學由此對日本女性的影響也逐步深化。王慧榮的《〈女誡〉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流布與影響》提到《女誡》自9世紀后期傳入日本，而在江戶時代開始以多種多樣、不拘一格的形態廣泛傳播，并且一些按照儒家倫理對《女誡》模仿的日本女訓也大為流行，這些作品和《女誡》共同構成當時各階層女子教育的重要教材，儒家女德倫理隨之成為江戶時代女性道德觀的核心內容。高雨清則以《女大學寶箱》為例分析儒家女性思想在江戶時代的傳播和影響，她認識到像《女大學寶箱》這種以字帖形式大量出版的儒家女訓，貼合當時的日本社會現實，能夠讓女子在習字過程中受到“三從”“七出”等思想的影響，儒家女性思想借此廣泛滲透到社會的各階層。除此之外，儒學的廣泛傳播也對其他社會群體產生了直接影響。劉金才《日本近世商人倫理對儒家思想的吸納與揚棄》指出，町人階級在建構和表現自己的價值體系和倫理思想時，大多援用儒家思想，如“先義后利、以義制利”“義利合一”“正直營利”“儉約齊家”等說教都是源自儒家。陳靜、張萍《日本儒醫群體的產生與演變》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日本儒醫的產生原因、群體構成、價值取向、社會評價等問題，作者認為正是儒學的興盛從醫學體系、傳播優勢和人倫道德三個方面促使江戶時期的知識分子逐漸走近中醫學，為儒醫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而這決定了儒醫的思想基調就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行為準則。

　　如前所述，江戶時代的儒學傳播不再局限于社會上層，平民階層也受到了儒學的深刻影響，儒家范式的人倫道德得以確立，孝的觀念在社會層面得到強化。經日本朱子派學者闡明，陽明派學者改造的“孝”思想促進了幕府統治的穩定和社會風氣的匡正，成為“江戶時代延續200年太平局面的重要精神支柱”。通過考察許多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儒學在江戶時期的傳播廣泛而深入，使得許多儒學觀念得到了官方和民間的共同接受，反映了儒學對于日本人觀念世界的某種重塑，這也就涉及儒學對日本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

　　二、江戶時期日本意識形態與儒學

　　儒學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它進入日本社會，必然要與日本固有的意識形態發生關系，從而促進新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生。自大化改新至江戶時代前，日本由中國引入的異質文化尚未以儒學為主導，反而是佛教文化更多地參與日本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進入江戶時代以后，德川幕府十分看重儒學在統治秩序中的作用，先后任用了許多精通儒學的知識分子，其中以林羅山家族最具代表性。王玉強、陳景彥《日本朱子學的官學化研究》以林羅山家族及其事業的發展為中心，分析了朱子學在江戶時期逐步成為官學的歷程。起初礙于中世日本的傳統，林羅山只能以習儒僧人的身份侍奉將軍，但從德川家光治世以來，林羅山在幕府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朱子學者的身份也獲得官方認可，其后林羅山的子孫逐步脫離僧官序列，敘任大學頭一職，正式成為儒臣，更為重要的是由林家私立的儒學校也轉化為幕府官學校。寬政二年（1790），禁止林家學校教授朱子學以外的學問，明確朱子學為正學，九年（1797），正式將林家學校升格為幕府直轄官學校。在這一過程中，以朱子學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與日本最高權力達成聯結，日本官方意識形態從此打上了儒學的烙印。林羅山所言“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其尊卑貴賤之位，古今不可亂”，正可以被視為當時幕府意識形態之主旨，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成為武士本位的統治秩序的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化也不只是出于幕府中央的政令，作為地方統治者的各藩大名也熱衷于推崇儒學，楊立影《儒學思想在日本江戶時期的傳播與接受——以?？普摹醇矣柺鍡l〉為例》就以會津藩家訓為考察對象，總結其中主要強調忠君思想、修身理想、以民為本理念等三個方面內容，進而分析得出結論：以?？普疄榇淼慕瓚舸竺ㄟ^理解和接納儒學理念構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事實上，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化不僅僅源自幕府統治的需要，也是對當時日本知識界思想革新的客觀反映。劉瑩《近世日本朱子學官學化的前奏——論室鳩巢的朱子學思想》重點分析室鳩巢如何建立起獨尊程朱之學的思想體系，指出當時不止是室鳩巢，像林羅山、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儒者都先于幕府的政令，積極推動朱子學的官學化。郭安琪《“去佛禮儒”與“儒佛共存”——近世日本儒生〈家禮〉的喪、祭禮實踐與身份認同》以近世日本儒生對《家禮》的闡釋和實踐為研究對象，展現了“去佛禮儒”與“儒佛共存”的兩種不同禮儀路徑，但其背后都是當時日本知識分子在生命實踐中進行儒學思想體認和“儒士”身份自我認同的實現。王明兵《佛教史上的“脫佛入儒”——日本中世向近世過渡的思想路徑》更為全面地分析了江戶時期日本知識界所發生的新思潮，他指出，13—17世紀的東亞海域素有“禪僧時代”之說，許多僧人積極推動了中日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而這一時期（中世）日本知識階層的思想主要以佛教文化為主導；隨著五山禪僧進一步研習儒典，并將以朱子學為代表的宋學引入日本，日本儒學逐漸擺脫附庸于禪林世界的地位，開始呈現與佛教對抗的趨勢，而在江戶幕府初建之時，一場懷疑和批判佛教，皈依儒學的“脫佛入儒”運動已然興起。藤原惺窩是江戶初期的知名儒學家，他出身僧侶世家，本已落發出家，后又脫離佛門，以儒家倫理規范作為立身行事標準。慶長五年（1600），藤原惺窩“深衣道服”謁見德川家康，并為其講授《大學》和《貞觀政要》，這被學界視為日本儒學從佛教獨立出來的標志。不獨藤原惺窩，前文所述林羅山，以及創立垂加神道的山崎闇齋，都是江戶時期最具代表性，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的脫佛入儒者。這些從空門脫身的儒學家大多激烈地批判佛教，主張以儒學安身立命，他們和室鳩巢、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純粹習儒出身的儒者一起高舉儒學大纛，鼓吹朱子學為正統，極大地推動了江戶幕府確立以儒學為宗的官方意識形態。

　　“脫佛入儒”運動的興起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僅僅是促成了官方意識形態的轉變，同時也對日本的宗教信仰產生了深遠影響。一般認為，所謂神道是日本的固有信仰，隨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神道信仰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釋道思想的影響。在奈良平安時代（7—11世紀），佛教逐漸加深了對神道信仰的影響，并使之成為佛教的附屬，為佛教所包容。到室町時代（1336—1573）末期，吉田兼俱創立吉田神道，倡導脫離佛教而自立的神道說，該信仰以神儒佛一致為特征，主張神本佛跡或神主佛從。江戶時期儒學大興也使得神道信仰由神、佛習合轉向神、儒習合，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此一時期日本神道信仰受儒學影響而發生的變化。史少博《論日本“神道”與中國思想的關系》中認為，由儒者山崎闇齋創立的垂加神道“集中國的陰陽學、易學、朱子學之大成”；而由伊勢神宮的神職人員創立的伊勢神道也認為“堯舜禹之道、孔子之道和神道相同”，并用儒家思想來闡釋神道信仰；排斥儒學最甚的本居宣長的神道說也是由“儒教思想變形而來”，因此，江戶時期的日本神道就是“儒教化的神道”。孫傳玲《神儒習合：近世日本儒者“自我”的確立》以中國儒學與日本固有思想文化的“習合”為日本近世思想發展的主線，從新視角重新解讀日本近世思想家，作者認為無論是儒者，還是排斥儒學的神道學家，都需要以儒學為理論依據解釋論證日本的“習合”之路，這既是儒學的“日本化”，也可看作是日本思想和信仰的“儒學化”。譚甜甜《近世日本的排佛融儒：以喪、祭禮為視角》則以日本宗教信仰中的禮儀演變為著眼點，具體分析了各種神道信仰中存在的宗教儀式儒學化和儒禮神道化的傾向，作者認為近世日本的神道群體在喪祭層面一方面排除佛教影響，另一方吸收儒禮，儒學實際充當了擺脫僧寺控制、實現神道自立的有力工具，這就導致神道信仰在追求自立的過程中無法與儒學切割。

　　綜合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儒學影響江戶時期日本意識形態的三個面向：一是德川幕府的意識形態明確以儒學為宗，二是江戶時期日本知識界的思想文化由佛教主導轉向皈依儒學，三是日本固有的神道信仰不再附屬于佛教，而吸收儒禮，以儒學為理論建構基礎，呈現出神、儒習合的信仰特征?？疾爝@三個面向不難發現，江戶時期的日本不僅出現了儒學日本化的現象，其意識形態也具有儒學化的傾向，這可以說是儒學對日本社會最為深刻的影響。

　　三、江戶時期日本社會其他方面的變化與儒學

　　以往對江戶時期儒學研究的學術史回顧集中于儒學的“日本化”和“近代化”兩種視角，其實也是著重觀察作為外來意識形態的儒學如何逐步適應日本社會物質基礎的發展，這是日本儒學發展史的主軸。然而，前文所述研究成果已經展現了江戶時期儒學在日本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接受和對日本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應該認識到儒學與日本社會的關系是互動式的，許多學者的研究也揭示了儒學影響了江戶時期日本社會的更多方面。佐藤錬太郎、關雅泉《儒學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以江戶時代為中心》就江戶時代的儒家主要學派的思想及代表人物進行了論述，并從道德思想、民間習俗、教育制度以及幕府統治四個方面分析了儒學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作者認為儒家思想是超越國境的，具有滲透性，且與時俱進，在江戶初期，儒學的興起順應了德川幕府的統治需要，而在幕府末期，儒家思想又充當了挽救民族危機的重要角色。唐利國《兵學與儒學之間：論吉田松陰政治變革思想的形成》雖然局限于對儒學如何影響個體思想家的分析，但文章的落腳點也是對幕末政治變革思想淵源的闡述，作者認為吉田松陰的兵學觀深受儒學影響，具有軍事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道德化的思維傾向，有力地促進了其政治變革思想的形成，這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儒學與幕末日本社會變革的關系。周琛《儒學倫理對于日本敬語現象的影響力研究》關注于儒學如何影響語言現象，研究發現日本的敬語現象是儒學倫理在日本被引進、涵收、日本化的影響結果，通過對此考察和論證，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儒學倫理在日本成為文化積淀、文化精神或文化力的過程。趙驍《古代東亞國際體系再探：德川幕府體系的構建與崩潰》談及德川幕府合法性建構時指出，儒學中的朱子學用德治主義削弱天皇權威，用君臣綱常明確幕藩關系，這是佛教和神道所不能取代的，但朱子學倫理中強調上下尊卑也包含著“尊主君”高于“尊將軍”的價值判斷，這無疑使天皇與幕府將軍的君臣關系出現了悖論，而由朱子學孕育出的水戶學更是進一步為幕末尊王攘夷運動提供了思想上的動力，儒學在構建幕府統治合法性的同時，又埋下了瓦解合法性基礎的種子。楊怡悅《日本享保時期對中國明清法典的借鑒》指出享保時期中國法典在日本傳播的背景之一就是江戶儒學的興起，以朱子學、陽明學和古學等流派的日本儒者為媒介，明清律令成為幕府制定法律的研究借鑒對象，儒學間接地對江戶時期日本的法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張曉霏、關長龍《儒家思想對日本私立漢學教育的影響——以江戶時代藤田幽谷的青藍舍為例》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展現了在儒家思想影響下，江戶時代日本私立漢學教育的基本面貌，其以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國語》、《左傳》為主要課程，以培養忠孝一體的君子為基本目標，而由青藍舍所培養的水戶學中堅力量，積極推動了幕末的維新，這體現了儒家思想對日本教育的深刻影響。

　　綜上所述，江戶時期儒學的興盛，至少從幕府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習俗、民間教育、語言演變、社會意識形態變遷以及孕育社會變革力量等多個方面影響了日本社會的發展，某種程度上儒學參與了日本近世社會的重塑。儒學影響了日本社會，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提法，而儒學研究立足于思想，不側重于觀察社會面的變化也無可厚非，然而，學術研究上的認知偏差往往出于“燈下黑”，如果我們始終忽視日本社會因儒學發生了何種變化的問題，儒學在日本發生了何種變化的問題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解釋。正如土田健次郎在《東亞儒學之基本問題》中所言，“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夠獲得理論化的表達方式，是以中國儒學為基礎才得以實現的”，日本與儒學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單向的，相關研究和學術史的整理需要多元視角的學術實踐，因此，筆者不揣鄙陋，進行了這次拋磚引玉式的嘗試。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盡管歷史上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然而，從10至11世紀的攝關時代興起國風文化以來，日本人的本土意識和文化自覺就不曾斷絕。江戶時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國家統一時期，社會物質文化也極度繁榮，突出日本的主體性，強化民族文化本位是當時日本文化發展的主要特征，所謂“日本儒學化”的視角絕非源自對江戶時期日本儒學史的總論性概括，更多是想突出外來的儒學和日本社會互動過程中另一面，即有意識地集中觀察儒學對社會的反作用。總的來說，寫作本文是為了引起更多的有關江戶儒學的研究和相關學術史的省察，從而加深理解儒學在異域傳播過程中所展現的內在力量，并進一步闡明儒學與日本的關系。

　　（作者單位：尼山世界儒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