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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黃勇教授長期以來致力于中國哲學方面的學術編纂工作，除了著名的期刊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道：比較哲學》）之外，他還編纂了一套中國哲學叢書，即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道：中國哲學指南》）。他圍繞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廣泛召集西方漢學界乃至中國學界的重要學者撰寫相關英文論文，再以中國哲學史上不同思想家或流派為單位各自結集成書。截至目前，該叢書已經出了18本，包括Dao Companion to Neo-Confucian Philosophy（《道：宋明理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Fei（《道：韓非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Japanese Confucian Philosophy（《道：日本儒家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Analects（《道：〈論語〉指南》）、Dao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onfucian Philosophy（《道：經典儒家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Daoist Philosophy（《道：道家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Xunzi（《道：荀子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Chinese Buddhist Philosophy（《道：中國佛教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Japanese Buddhist Philosophy（《道：日本佛教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Korean Confucian Philosophy（《道：朝鮮儒家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Excavated Guodian Bamboo Manuscripts（《道：郭店楚簡指南》）、Dao Compan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of Logic（《道：中國邏輯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ZhuXi’s Philosophy（《道：朱熹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Xuanxue(Neo-Daoist Philosophy)（《道：玄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hilosophy（《道：當代儒家哲學指南》）、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Zhuangzi（《道：莊子哲學指南》），以及2023年最新出版的Dao Companion to LiangShuming’s Philosophy（《道：梁漱溟哲學指南》）與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encius（《道：孟子哲學指南》）。從目前已經出版的內容來看，這套書的體量已經十分龐大，但黃勇對這個系列叢書的容量預期要遠超于此，他曾在訪談中說，希望它能收納“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哲學家”，將來這套叢書“最后可能會出到一百本上下”。由于其所收集的論文多出自名家之手，且多為當年最新成果的首發，質量與新意均十分可觀，故而該系列叢書每每推出新著，都會引起西方漢學界的廣泛關注。

　　本文重點關注的便是2023年出版的《道：孟子哲學指南》一書，該書由蕭陽與莊錦章合編，共收錄34篇文章，涉及孟子學說的諸多方面，包含眾多比較哲學成果，呈現了孟子在倫理學、道德心學、政治哲學等方面的思想與西方文化的深度交融。莊錦章以一篇介紹性文字開啟了本書的第一章，概述了孟子的生平，以及《孟子》的成書與思想背景、關于著者的爭議等，并對該論文集收錄的文章逐篇進行了透辟精當的介紹與評價。當然，莊錦章對這些文章的論述順序同他與蕭陽對整部論文集的編纂順序完全一致，與此同時，莊錦章也暗示了以此順序編纂這些論文的合理性，這主要是基于他與蕭陽對這些論文的分類，包含了六大類別：Mencius in the Classical Context（Pre-Qin to the Han Period）〔經典文獻中的孟子（先秦至漢代）〕、Mencius and Neo-Confucianism（孟子與理學）、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社會與政治思想）、Ethics and Epistemology（倫理學與認識論）、Moral Psychology and Moral Development（道德心學與道德發展）、Mencius and Western Philosophers:Comparative Studies（孟子與西方哲學家：比較研究）。

　　一、經典文獻中的孟子（先秦至漢代）

　　第一類包含7篇論文，內容較為龐雜，涉及孟子人性論本身的內容分析、孟子心性論與其他思想流派的比較、孟子哲學的形成語境與發展演變等。

　　第一、二篇都涉及了對孟子人性論相關誤解的糾正。第一篇是戴卡琳（Carine Defoort）的Unravell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Mozi and the Mencius（《闡明〈墨子〉與〈孟子〉之間的關系》），她延續了自身對墨子思想的研究偏好，試圖在孟子對墨子的批判中找出反駁的論據。她認為，先秦文獻中的“兼愛”并非墨家的專有術語，也絕非貶義詞，而孟子將墨子的“兼愛”解釋為絕對平等地愛一切人，從而將其與自己的學說截然對立并大加批駁，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第二篇是金鵬程（Paul Rakita Goldin）的Mencius in the Han Dynasty（《漢代的孟子》），他指出，在漢以前文獻對《孟子》的引用中，與善端說有關的文段極少出現，可見當時人們并未視善端說為孟子思想的核心，是宋明理學家的過度推重導致后人誤以為孟子哲學的基礎在善端說。蕭陽與莊錦章將上述兩篇文章編排在一起，是因為他們認為二者都體現了一種“標準敘事”（standard narratives）。根據筆者的理解，這里的“標準敘事”指的是某種會造成誤解與偏見的定勢思維，故而在戴卡琳的文章中，“孟子與墨子截然對立”的觀點便是孟子所刻意構建的一種“標準敘事”；而在金鵬程的文章中，“孟子哲學的核心在于善端說”便是宋明理學家所構建的一種“標準敘事”。莊錦章從“標準敘事”的層面上來理解這兩篇文章的關聯，的確看到了二者背后的本質，精確地抽取了戴卡琳與金鵬程在批判思維上的相似性；但筆者以為，這種抽象歸納畢竟離二者的意旨和具體內容過遠了。

　　接下來兩篇專門聚焦了孟子人性論在儒家哲學史語境下的發展。第三篇是方嵐生（Franklin Perkins）的The Mencius in the Context of Recently Excavated Texts（《近期出土文獻語境中的〈孟子〉》），他通過詳細考察出土文獻中的信息，提出了關于孟子思想形成背景的獨特看法：以往觀點認為，孟子的心性學說是在與楊朱、墨子的辯駁中逐漸成形的；但方嵐生分析了《性自命出》《五行篇》等材料中儒家關于“性”的描述，指出孟子的觀點更有可能是儒學自身內部爭論的產物。方嵐生此文的創新性有限，他實際上延續了葛瑞漢（Angus Charles Graham）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孟子人性論的背景》）一文的思路，即從孟子所處時代的觀念語境出發來討論其人性論的形成受到了何種因素的影響。第四篇是徐波的Meng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Role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孟子人性論及其在儒家傳統中的角色），討論了孟子人性論如何逐漸被奉為整個儒家人性傳統中的主流，以及其觀點如何引發了后世儒者的人性異見，并特別分析了孟子關于水與人性的類比。顯然，第三篇關注的是孟子人性論的形成語境，而第四篇關注的是孟子人性論在儒家傳統中的地位及對后世的影響。

　　第五、六篇的共同點則在于都涉及了孟子人性論與別家思想的比較。第五篇是鄧小虎的Two Visions of Confucianism:Mencius and Xunzi（《孟子人性論及其在儒家傳統中的角色》），延續了第三、四篇對儒家哲學史背景的關注，并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孟荀人性異見。他指出，二者的本質差異在于對自然天賦的道德基礎的不同看法，孟子的觀點更符合儒家傳統關于順“性”發展的觀念，而荀子逆反了這一傳統，這也是荀子被逐出孔廟的原因。鄧小虎從孟子和荀子對整個儒家傳統的適應性的角度來理解孟荀人性異見，這一視角雖然獨特但新意有限。第六篇則從孟荀比較過渡到了孟子與道家的關系問題上來，即莊錦章的Mencius,Zhuangzi and “Daoism”（《孟子、莊子與“道家”》），他指出，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孟子與莊子在各自的作品中互不提及，但《孟子》中受批判的告子、楊朱、許行等人的觀點與莊子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莊子》中也有許多與孟子思想正面沖突的觀點。戰國時尚未有將莊子歸入道家的說法，但莊錦章指出，莊子已經具有道家傾向，莊子與孟子的差異反映了孟子與道家的關系。

　　筆者以為，第一類的這六篇文章之間的相互關系勉強算得上有章可循，但核心線索并不明晰，甚至是有些混亂的。第一組文章（第一、二篇）以“標準敘事”為中心，但它只是一種方法論指引，嚴格來說，它與孟子人性論的實質內容并無明顯關聯。第一篇文章聚焦的是儒墨比較，反倒更適合與第三組（第五、六篇）放在一起；而第二篇文章討論了善端說是如何被逐漸捧至孟子思想的基礎性地位的，這似乎與第二組（第三、四篇）所關注的內容更為接近，它們都關涉孟子人性論與歷史語境的互動關系。另外，第二組與第三組文章之間的聯系實際上也很弱。

　　二、孟子與理學

　　第二類包含5篇論文，關注了宋明理學家如何發展了孟子心性論，并以時間先后為順序，從二程到朱子再到王陽明、王夫之，最后以丁茶山對宋明理學家的批判收尾。第一篇是黃勇的CHENGHao and CHENGYi’s Appropriations of the Mencius（《程顥與程頤對〈孟子〉的運用》）。黃勇認為，正如孟子發展孔子的觀念來對抗楊、墨那樣，二程也發展了孟子的觀念來對抗佛教，抬高了孟子的地位。他通過例證指出，二程對孟子的創新性詮釋是符合孟子原意的。這一思路實際上與艾文賀（Philip John Ivanhoe）的Mencius in the Ming Dynasty:The Moral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孟子在明代：王陽明的道德哲學》）一文有些許相似，艾文賀也進行了相近的類比：孟子在傳承孔子思想的過程中受到了楊、墨的影響而不自知，同理，王陽明在傳承孟子思想的過程中深受佛教熏染而不自知。不同的是，黃勇認為二程對孟子的詮釋是符合孟子原意的，而艾文賀認為王陽明對孟子的詮釋已然偏離了孟子本意。第二篇是陳榮灼的ZhuXi’s Appropriation of Mencius’s Thought:From a Hermeneutic to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朱熹對孟子思想的運用：從詮釋學進路到發展進路》），他認為，朱熹從《大學》《中庸》等文本出發來闡釋孟子，并通過吸納孟子心性論，將整個儒學思想統一入“理”這一“倫理形上學”（ethical-metaphysical）體系之中。第三篇論文開始進入明代思想家的世界，即鄭澤綿的Mencius and WANG Yangming（《孟子與王陽明》）。他指出，王陽明發展了孟子心性論，主張“良知”自足、“心即理”，修養無須后天努力和獲取外在資源，并由此批評朱熹的“格物”與告子的“義外”；但這已然偏離了孟子本意，孟子的善端是需要通過后天學習來獲得進一步發展的，而朱熹的“格物”也并不是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t）的。筆者在上文中曾提到，黃勇的《程顥與程頤對〈孟子〉的運用》在論述思路上與艾文賀的《孟子在明代：王陽明的道德哲學》相似，而此處鄭澤綿則是在論證目標上與艾文賀有重合之處，這三部作品可相互參照。第四篇是劉梁劍的Mencius and WANG Fuzhi（《孟子與王夫之》），他指出，在王夫之看來，二程與朱熹由性善論得出“情”善而“氣”惡，他們與告子一樣誤將“性”“情”等同了；王夫之對孟子心性論的理解與他們恰恰相反，他認為“氣”與“性”同為善而“情”可能是惡的，他反對朱熹的“理”“氣”對立并主張“理在氣中”。第五篇則將視線轉向朝鮮儒學，聚焦李朝哲學家丁若鏞對宋明理學家的批評，即艾文賀的Jeong Dasan’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Heaven，Way，Human Nature，and the Human Heart（《丁若鏞對孟子的詮釋：天、道、人性與人心》）。他論述了茶山如何從自然化倫理學視角出發，糾正了宋明理學家對孟子過度的形而上學解讀，反對將性善抽象為精純至善的普遍之“理”的做法，強調人的惻隱能力與自然道德敏感性。

　　總體上看，第二類的5篇論文相關性較強，核心問題意識也較為明顯，即宋明理學家對孟子人性論的詮釋及其合理性評判。

　　三、社會與政治思想

　　第三類包含7篇論文，主要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及其論證方式，但也討論了不少統治者的道德倫理問題，間接反映了學者們對孟子人性論的理解。

　　關于孟子政治論，有兩位學者聚焦了孟子的前后矛盾，但在具體矛盾內容上的關注點則有很大不同。第一位是劉樂恒，其Mengzi’s View o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孟子的公私觀》）一文比較了墨子與孟子對公私關系的異見，認為孟子的相關觀念是矛盾的：一面主張在公共領域的適度制度化，一面將道德倫理主觀化并維護絕對君權制。第二位是尤銳（Yuri Pines），其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孟子與早期中國政治思想》）一文從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提煉出“定于一”，“得其民，斯得天下”，反叛暴君的合理性這三大要素，其中，孟子一面主張“民為貴”，一面又將道德與政治視為士人的“特權”并拒絕平民參與政治。范立漢（Albert Felix Verwilghen）亦曾注意到類似的矛盾，如孟子一面主張圣人與常人在性善與成德上無異，一面又主張社會等級秩序區分并提出“新貴族”；但范立漢亦指出，此類矛盾都是能夠得到消解的，如孟子雖主張“新貴族”，但也限制了其特權。筆者認為，范立漢與尤銳的觀點可以相互參照，共同折射出西方漢學家對孟子思想的某種想當然的誤解，所謂的倫理與政治層面上的平等與否并不是可以簡單地一概而論的，其中蘊含著很復雜的理路。當然，關于這一問題的解釋與評議并非本文的重點，故暫且略過。

　　接著的兩篇論文都反映了孟子仁政學說與現當代政治觀念的交融。第三篇是賴卓彬的Mencius and the New Confucianism’s Pursuit of Democracy（《孟子與新儒家的民主追求》），探討了徐復觀、唐君毅和牟宗三對孟子政治哲學中民本、仁政等觀念的解讀與重構。第四篇是金圣文（Sungmoon Kim）的Menci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en Government:Human Dign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孟子的仁政政治哲學：人類尊嚴與分配正義》），他指出孟子的仁政不僅涉及正君心的道德要求，更關系到分配正義和維護恒常規則以促進民眾尊嚴與福祉的政治責任。

　　此后的兩篇論文都評價了孟子在建構其政治思想時所運用的例證修辭方法，可歸入同一組。第五篇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的Mencius and Political Rhetoric（《孟子與政治修辭》），他認為《孟子》中過半的內容都在向政治實用主義的君主推銷仁政和王道，孟子并非從邏輯出發，而是以獨特的修辭來要求統治者擴充和傳播善、避免惡的情感瘟疫，這些激進的民本觀念使其在后世常遭政治審查。第六篇是黃俊杰的Hermeneutics in the Mencius:Methods,Context,pergence（《〈孟子〉中的詮釋學：方法、語境、背離》），關注了孟子對《詩》《書》等文獻的引用與評注，認為孟子有目的、有選擇地對經典文本中的政治事件進行了詮釋。該作品與黃俊杰早年發表的《孟子運用經典的脈絡及其解經方法》一文在主旨上十分近似，都聚焦了孟子在例證過程中對經典文獻不同程度的曲解。

　　第七篇則將視線轉移到日本，討論了孟子政治論對日本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即塔克（John Allen Tucker）的Mencius and Japanese Confucian Philosophy（《孟子與日本儒家哲學》）。他主要關注了孟子關于合法反叛暴君的思想，并探討了日本政治與文化對此的接受。在筆者看來，此文與第五、六篇論文在內容上脫節較嚴重，若在順序上排至第一至四篇之后會更符合整體問題意識的推進。

　　四、倫理學與認識論

　　第四類包括6篇論文，涉及孟子道德心性學說的諸多方面。第一篇便專門關注了孟子人性論中的重要概念——“命”，即信廣來的Ming命and Acceptance（《“命”與接受》）。他改變了以往將“命”譯為“fate”“destiny”“mandate”“decree”的做法，將孔孟思想中的“命”描述為對“生命情態”（posture in life）的接受態度。在筆者看來，這指的就是在“盡心”“知性”（《孟子·盡心上》第1章）的同時，還能做到“知命”（《論語·堯曰》）與“時中”（《禮記·中庸》）。

　　此后開始援引西方哲學理論來詮釋或比照孟子心性論。第二篇嫁接了孟子倫理學與康德義務論，即李明輝的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s Moral Philosophy（《牟宗三對孟子道德哲學的詮釋》）。他認為牟宗三深受康德哲學的影響，如將孟子道德心性學說詮釋為一種“自律倫理學”（ethics of autonomy）；同時，他也指出，盡管康德的道德命令屬于經驗層面，但牟宗三已經將道德情感擴展至超越層面了。第三篇則引入了古希臘哲學中的幸福論，即哈夫（Benjamin I.Huff）的Eudaimonism in the Mencius:Fulfilling Human Nature（《〈孟子〉中的幸福論：擴充人性》）。他認為，孟子主張通過獻身于美德來實現人心欲望的滿足和幸福生活，可見其人性論的目標與古希臘的幸福論類似，由此，孟子從道德的愉悅感來論證了道德的可欲性。

　　第四、五篇集中關注了孟子心性論與西方后果論、功利主義倫理學的關系。第四篇是胡湘農的Is Mencius a Consequentialist?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Righteousness) and Li(Benefit) in the Mencius（《孟子是一個后果論者嗎？重探〈孟子〉中的義利關系》），作者指出，一些學者認為孟子是通過宣揚“義”可以產出“利”來敦促統治者行仁政的，由此將孟子歸為后果主義者。但作者認為，在孟子思想中，“利”只是“義”的可能結果而非目的，“義”也絕不可被視為實現“利”的手段，“義”有其獨立的道德價值。胡湘農所指出的這種將孟子視為后果論者的做法，最初源于美國漢學的重要奠基人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顧立雅曾指出，孟子推崇道德純粹是因為“道德會帶來（政治上的）功成”，其功利主義傾向與墨家并無二致：統治者之所以要重義輕利，是因為如此才能避免人們“遺其親”和“后其君”，（《孟子·梁惠王上》第1章）才能實現坐擁天下的長遠目標；而民眾之所以擁戴有德之君，也是因為仁政能為他們帶來好的生活。這雖然屬于比較明顯的誤讀，但這種觀點在西方漢學界普遍存在，甚至已經成了某種“標準敘事”。第五篇則進一步嘗試走出上述關于功利主義后果論的誤讀，即倪培民的Mencius’s Theory as a System of the Gongfu to Be Human and to Live a Good Human Life（《孟子關于成人與過善的生活的工夫論系統》），他認為孟子倫理學的最優詮釋視角是工夫論，它可被譯為“生命之道”，這與實用主義、后果主義、康德義務論、美德倫理學都不同。

　　第六篇進入到西方認知哲學領域，即布萊斯（Waldemar Brys）的Epistemology in the Mencius（《〈孟子〉中的認識論》）。他認為孟子思想中已經出現了當代認知哲學中重要議題的雛形，包括對事物客觀性質的知曉，理智在認知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動力之知（knowing-to）、命題性知識（knowing-that）、能力之知（knowing-how）的區分等。據筆者所知，這種以西方認知哲學中的知識分類來分析儒家道德學說的做法并不新奇，黃勇的《論王陽明的良知概念：命題性知識，能力之知，抑或動力之知？》一文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非常經典，他認為賴爾（Gilbert Ryle）的命題性知識與能力之知都不足以描述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知”，其所謂“良知”應是一種動力之知，即“（認知的）信念和（情感驅動的）欲望”這兩個要素的統一。

　　五、道德心學與道德發展

　　第五類包括4篇論文，延續了前述布萊斯的《〈孟子〉中的認識論》的思路，進一步挖掘了孟子道德心性學說尤其是四端說中的認知哲學啟示。

　　第一至三篇專門聚焦四端與認知科學的結合。第一篇是黃百銳（David B.Wong）的Feeling，Reflection,and Reasoning in the Mencius（《〈孟子〉中的情感、反思與推理》），他認為孟子思想中四端的發用涉及某種自覺的自我塑造意識，它是優先于語言表達的辨識與推理的認知能力，這有助于我們理解道德行為形成過程的連續性。而第二篇是金明錫（Myeong-seokKim）的Menciuson Moral Psychology（《孟子的道德心學》），他認為，在四端中，“是非之心”屬于道德判斷，另外三端是具有認知成分的道德情感，孟子的道德情感是在某種情境下“基于關愛的識解”（concern-based construals）。金明錫的這種根據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的發用步驟來對四端進行分類的方法與劉殿爵（Dim Cheuk Lau）有些類似，但二者的具體觀點差異較大。劉殿爵將“是非之心”“羞惡之心”歸為道德認知之端，而將“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歸為道德行為驅動力之端。[8]第三篇則專門聚焦四端之首——“惻隱之心”，即胡婧（Jing Iris Hu）的The Mencian Triplet of Ceyin Zhi Xin:Perceptive,Affective，and Motivational（《孟子“惻隱之心”三元組：感知、情感與動機》），她借近年來心理學與神經系統科學領域的發現，提出了“孟子式的感知—情感—動機三元組”模型，由此闡明了“惻隱之心”這種天然自發反應與認知能力的互動關系。

　　第四篇則關注了孟子的道德心與認知科學的結合，即石奉來（Bongrae Seok）的Mencius’s Moral 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Cognitive Science（《孟子的道德心學與當代認知科學》）。他援引心理學界研究成果認為，孟子思想中的道德心體現了道德主體關切他者的互動過程，是認知、情感、發展、表現等特質的復合體，結合了情感共鳴、道德情感與反思的自我修養。

　　總的來說，這一類別雖然被冠以《道德心學與道德發展》之名，但其更為核心的關注點在于從認識論或當代認知科學的角度來詮釋孟子心性論，其中的這幾篇文章與前一類別《倫理學與認識論》有較大交叉。筆者甚至認為，前一類別中關涉認識論的《〈孟子〉中的認識論》一文其實應納入本類別。另外，認知主義視角的大量涌現，也反映了當前英語世界的孟子人性論研究正沿著跨學科路徑發展，心理學、認知科學、腦科學、神經科學等領域的諸多發現都為孟子哲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

　　六、孟子與西方哲學家：比較研究

　　第六類包括5篇論文，都是對孟子與西方思想家的比較研究。

　　第一篇的研究視角較為新穎，是從女性主義出發來比較了孟子與奧古斯丁的學說，即龐安安（Ann A.Pang-White）的Mencius and Augustine:A Feminine Face in the Personal，the Social，and the Political（《孟子與奧古斯丁：個人、社會與政治中的女性面向》）。作者指出，孟子與奧古斯丁都基于道德情感、仁愛、生命發展與家庭等與女性有關的因素，構建了各自的政治哲學與治理模式，且都反對利用女性的身體與性別來達成目的，這與二者的母親對他們的影響有關。而第二篇的研究方向較為常見，關注孟子與亞里士多德的比較，即沈美華（MaySim）的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Metaphysics of Human Nature in Aristotle and Mencius（《亞里士多德與孟子人性論中的自決與形而上學》），她認為亞里士多德與孟子都同意普遍的人性有助于實現可欲的善，但二者在自我、真知、終極真理之性、自決的道德主體對他者的影響等方面存在分歧。

　　第三、四篇的作者都是在各自過去作品的基礎上進行了縮略和拓展。第三篇是李耶理（Lee Howard Yearley）的Mencius and Aquinas（《孟子與阿奎那》），他對這兩位思想家的比較研究的關注由來已久，其1990年出版的Mencius and Aquinas:Theories of Virtue and Conceptions of Courage（《孟子與阿奎那：美德理論與勇敢概念》）一書便轟動一時，將孟子心性思想引入比較宗教倫理學領域。而這篇新作繼續討論了孟子與阿奎那的成人學說，并特別關注了文本表達方式的重要性，對作者此前的研究而言是一種很好的補充。他認為孟子的文學修辭更勝一籌，其在理論表達上的模糊性與不完整性加強了讀者的參與度，彌補了其在推論上的缺點。第四篇是崔多斌（Dobin Choi）的Mencius and Hume（《孟子與休謨》），作者比較了孟子與休謨的情感主義美德理論，孟子主張通過道德情感覺醒來修養美德，而休謨主張通過對心和情感的實證觀察來研究美德。崔多斌長期關注孟子與休謨的比較倫理學研究，他曾在余紀元的指導下完成同一主題的博士學位論文——Sentimentalist Virtue Theories of Mengzi and Hume（《孟子與休謨的情感主義美德理論》），其《孟子與休謨》一文實際上便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進行縮略與改編而成。

　　第五篇是江文思（James P.Behuniak Jr.）的Mencius，Dewey，and‘Developmental’Human Nature（《孟子、杜威與“發展的”人性》），他指出，“儒家美德倫理學”等派別誤認為孟子是從目的論來理解人性的；但作者通過分析杜威的觀點指出，早期中國思想家多認為器官形態是在與環境的長期互動中自然進化成其現狀的，孟子的人性也處于這種動態的發展過程中。江文思的這一觀點與其導師安樂哲（Roger Thomas Ames）的看法如出一轍，在20世紀末漢學界關于孟子人性論的生物性與文化性之爭中，持文化性立場的安樂哲便曾借杜威的理論強調了孟子人性論的過程性，由此反駁了持生物性立場的華靄仁（Irene Tilenius Bloom）。

　　這5篇論文整體上難免給人紛亂的感覺，不僅是因為它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紛雜，更是因為莊錦章在對它們進行排序時，也未能按照相關西方哲學家的年代進行排布。若將《亞里士多德與孟子人性論中的自決與形而上學》一文置于本類別的開頭，則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阿奎那、休謨、杜威所構成的時間線似乎會給讀者更好的閱讀體驗。另外，筆者認為，前述第四類“倫理學與認識論”中的不少內容也屬于孟子與西方思想的比較研究，若將相關內容移至第六類，或許各類別內部的相關性會更加凸顯。

　　《道：孟子哲學指南》雖然在文章的分類與編排順序上存在一些瑕疵，但它整體上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因為它全面匯總了英語世界孟子人性論研究領域近期的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了當前該領域內問題意識的多樣化與跨學科研究方法的盛行。該文集所提示出的比較哲學方法與跨學科研究嘗試，都有助于國內學界拓寬思路，推動孟子哲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