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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的海外荀學研究豐富多彩，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雖然研究成果于數量上較國內而言并不顯優勢，但研究者所關注的內容和角度卻頗為新穎，對荀子的人性論、政治思想等內容進行了新的詮解。尤其是在比較研究領域，海外學者的視野更加宏闊，在切入視角和研究方法上亮點頻出，對荀學進行了闡發與應用式的探討，反映出求新求變的開拓和創新意識。根據研究內容的不同，本文將從《荀子》譯介及荀子接受史、《荀子》闡釋性研究、求同視角下荀子思想比較研究三部分出發，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概述。

　　一、傳播與接受：《荀子》譯介及荀子接受史研究

　　《荀子》是荀學研究的重要載體，體現和凝聚著荀學的精髓。對《荀子》的譯介，不僅關涉文化的傳播，同時直接影響海外學者對荀學的研究和評價。正如徐來所言：“海外學者把英譯文本看作中國文本本身，把中國概念的英譯‘對等詞’當作中國概念本身，在此基礎之上對中國文化作進一步的闡釋、研究和應用，其研究的走向與結果，跟所憑借的英譯本面貌有著直接而必然的聯系。”荀學作為人文學研究的一種，不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第一要義均在于使讀者和研究者能讀懂文本，方能展現出特有的文化魅力，這對于荀學后續傳播和發展具有奠基意義。

　　美國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Ames）《先秦儒家哲學文獻譯解》精選出《荀子》中的代表性篇目，以漢英對照的方式給出文獻原文和英文翻譯，并就每一部分的核心概念和思想進行評述。從中西比較哲學的視角切入，采用闡釋為主、翻譯為輔的方法，對《荀子》加以重譯，再現《荀子》原文的語言文化特色和相關哲學術語的內涵。譯者通過深入地比照、理解和闡釋，盡力使譯文既契合荀子思想，同時適應西方文化的語義環境。該書的宗旨是糾正誤讀，還原中國哲學思想的本來面貌，這對《荀子》的翻譯和實現跨文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喬治敦大學的艾文賀（Philip.J.Ivanhoe）在《荀子哲學中道德規范的性質》中探討道德規范的性質與地位的問題。這一問題導源于華茲生（Burton Watson）將荀子的“義”譯作“責任感”，倪德衛提出質疑，由此引發出一系列與翻譯、詮釋和倫理學相關問題的探討。艾文賀和王海巖總結倪德衛解決問題的方法：反對將“義”理解為“一種卓越的智慧洞察力”，而將其認定為“人類行為的社會規范”。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強調義的道德規范特質，并指出此種對“義”的意義理解是荀子不同于孟子的關鍵點。艾文賀（Philip.J.Ivanhoe）文章中所涉及的問題，追根究底是源于對《荀子》文本的翻譯和誤讀。《荀子》英譯本數量有限，主要是德效騫、諾布洛克和何艾克三種譯本。即便近年來海外對《荀子》譯介的研究漸成熱潮，但多數是局限于單一的微觀語言層面，研究并不深入。反而是國內學者較為關注，研究視角多元、相關論證精細。郭高攀在《讀者的范疇化與文本翻譯敘事——以〈荀子〉英譯為例》中即以《荀子》為個案，對比分析何艾克（Eric L.Hutton）和諾布洛克（John Knoblock）英譯本的不同讀者群體選擇及其相應的翻譯策略。諾譯本的學術性較強，大量專業術語不利于普通學生和讀者的理解，存在著市場文獻的空缺。何譯本的出現則彌補這一空缺，它注重翻譯敘事策略，可讀性高，注釋數量少，內容簡潔，注釋合理，考慮讀者的接受和認知負荷，對于普通讀者和研究者同樣適用，有利于文化的廣泛傳播。此外，歐陽錦藝《〈荀子〉英譯研究述評》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分析出國內外荀子英譯研究的特點和不足；趙蕊和王榮媛《功能對等理論角度下賞析〈荀子〉的經典譯本》利用功能對等理論分析不同譯本，總結出文化典籍的翻譯技巧等等。

　　總之，《荀子》譯本是荀學“走出去”的重要媒介，對促進中西文化間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國內學界對《荀子》英譯本的關注和研究，能夠對中外荀學譯介研究產生啟發互鑒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海外學術界對《荀子》英譯本的重視和研究度相對不足的弊端，同時為海外荀學譯介研究提供更多翔實、可靠的資料，促進更高質量的英譯本《荀子》的出現。

　　關于荀子的后世接受，研究者一般遵循三種進路：從整體著眼，從某個時代著眼，還有著眼于某個思想家的荀子接受研究。2023年的對荀子接受史的研究并不突出，僅有的幾篇論文，主要是聚焦在牟宗三和日籍學者荻生徂來對荀學的接受研究。

　　牟宗三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關注荀子的內圣外王學，開創了獨樹一幟的研究局面，受到了海外學者的關注。來自土耳其埃爾多安大學的布爾辛貝德爾（Bedel Burcin）在《牟宗三對荀子的批評：“道德是外在的”》中指出，牟宗三因認定道德從屬于人的價值觀，不能成為人之外的東西，故而批評荀子的道德是外在的。Bedel Burcin則指出，荀子受戰國時代背景的影響，積極尋求解決社會和政治生活問題的方案，其思想體系核心在于社會治理，故而尤其注重政治與道德之間的聯系，強調禮義的作用。Bedel Burcin從論證禮義起源和道德基礎出發，尋繹人性、天和禮三者之間的聯系，得出以下結論：禮并非來自天，而是由圣人創造；圣人以禮來教化和改變人性，使之具備仁義觀念；人可以不經由禮而獲得仁義觀；禮起源于仁義。所以，根據荀子的思想，道德并非是外在于人的，牟宗三對于荀子的批判并不完全成立。韓國學者鄭秉錫（???）在《李澤厚對儒學第三階段的批判——以牟宗三的批判和李澤厚對儒學第四階段的視角為中心》中指出，李澤厚認為以牟宗三為中心的新儒學研究是一種以心性理論為中心的哲學，牟宗三試圖用“心性”來界定中國儒學，是對荀子和漢代儒學特征的抹殺，這是非常偏頗的。日本學者堀尾裕真的《荻生徂來“讀荀子”成立時期的有關考察：宇佐美灊水為中心》，通過考證判定江戶時代中期的儒家學者荻生徂來的《讀荀子》成書于1704—1707年前后，其論據翔實，分析入情入理，頗具說服力。由此可見，《荀子》的英譯和接受研究獲得了一定進展，展現出海外學界對荀子思想的爭論與審視。他們從自身理論視角出發，將荀學置放于各類思潮的碰撞之中，來探析、揭示出《荀子》文本和思想的復雜性，盡管其所得到的荀學形象并不完全契合荀子思想本身，但它畢竟觀照了荀子思想的整體特質與內在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和豐富了荀學研究，提升了《荀子》在世界文化中的影響力。

　　二、還原與詮解：《荀子》闡釋性研究

　　對《荀子》的闡釋性研究，包含兩個方面：還原與詮解。還原是遵循科學主義原則，輔以校勘、考據和訓詁的方法，利用各種文獻和不斷發現的新史料，來還原和接近文化原貌。關于《荀子》的成書、版本、內容乃至文本中的方言俗語等問題，并非全然清晰，所以，還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無止境的。詮解，是在還原的基礎之上，不斷深化對文本內容、價值和意義的體認。對《荀子》的詮解雖立足于《荀子》文本，但闡釋者在擇取荀子哲學范疇與思想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將現代意識、西方意識融入和滲透到文本的分析中，達成溝通古今、融貫中西的目的。2023年海外荀學闡釋性研究的進路，大致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1.依照西學的學科劃分傳統，從“倫理”“政治”“教育”“語言”“心理”等不同方面分述荀子思想。例如，日本學者蔭山克秀在《在兩個小時內全部掌握倫理基本知識》一書中，擇取荀子的倫理思想進行了介紹。日本東北大學的研究員許建良在《荀子“萬物皆得其宜”的幸福思想論》中，從倫理學的角度出發，逐步闡明荀子對幸福的界定、幸福的基礎，以及幸福的目標和對象，發掘其中與道家思想融合的特色，實現對荀子的幸福思想的研究。韓國學者郭慶慶（???）的《荀子〈勸學〉中的“學”研究》，參照教育學原理，從教育的必要性、目的、意義、方法等角度，對荀子學論進行研究。德國學者達格瑪·舍費爾（Sch?fer Dagmar）在《社會互動導致的語言多樣性：荀子對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多語言主義的看法》中，關注語言在社會和政治秩序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指出荀子所提出的正名理論，既關注歷史實踐，同時遵循習慣用法，詳盡地處理了公元前三世紀的中國各地區的語言變化和多樣性問題。Ting Angel在《荀子論欲善：欲是化性之必要條件》中，將《荀子》中的“心”“欲”概念置于心理學的角度進行考察。“欲”具有激勵作用，心是認知器官。人的性情的轉變，需要通過“心”的學習能力來改變欲望的對象，以實現向善的目的，由此實現“心”“欲”之間的統一。這類研究，注重對荀子思想進行深度的闡發與創造性的詮釋，有助于全面理解荀學的地位、價值和影響。近百年來的荀學研究隨著西學浪潮的興起步入中興，時至今日已成繁榮之勢，荀學在中國儒學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同。海外學者努力把握荀學的本質，注重用生動形象、通俗易懂的語言對其進行詮釋，引導讀者深入荀學領域。研究者在分述荀學過程中，呈現出兩方面的特色：第一，凸顯對荀學的現代詮釋。許多論文都是參照和借鑒西方詮釋學的理論方法，深入探討《荀子》文本，以期實現文化普及與傳播的目的。在此基礎之上，研究者會進一步嘗試將其融入到當代思想文化對話與重建進程中。通過緊密聯系當代社會各種實際問題，對荀學進行現代詮釋。這樣一種研究進路，融學術性與實用性于一體，引導讀者理解荀學魅力，助力發掘荀學當代價值，進而促成荀學研究在學術史上的經久不衰的局面。比如，許建良利用《荀子》所提供的文化資源來作為潤滑幸福生活的實踐。郭慶慶（???）將荀子的教育思想與現代教育相結合，以應對當代教育實踐中存在的挑戰。伊森·麥考伊·羅杰斯（Ethan McCoy Rogers）和達格瑪·舍費爾（Sch?ferDagmar）也都認為荀子思想所具有非比尋常的綜合性和寬廣性，值得引起現代思想家們的關注。第二，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研究者注重采用政治學與哲學、政治學與倫理學的交叉等方法，以哲學考察確證文字考據，形成文本和義理的相互支撐。同時自覺運用西方哲學的成果協助考察，以展現荀學的當代價值。

　　2.針對荀子哲學范疇和思想的研究。通過擇取某一概念、范疇或思想，結合思想史及相關文化背景，分述荀子思想的諸多側面；抑或基于出土文獻對荀子思想的某一主張進行重思。研究的范圍，涵括荀子的正名論、群分論、認識論、人性論、禮法觀等。其中，荀子的人性論（道德哲學）與禮法秩序（政治哲學）兩議題，頗受學者關注。從目前海外漢學界已發表的相關論著來看，學者對這兩方面的研究已做出令人可喜的成績。以下從概念研究和思想研究兩方面出發，舉例進行說明。

　　第一，荀學概念研究。挪威奧斯陸大學的LAM Fung Jireh在《儒家出土文獻中的“禮”概念——“五行”與“性自命出”的探討》中，通過郭店簡《性自命出》對比印證荀子禮樂教化思想，對荀子的禮樂思想進行重思。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的安德烈·維塔利耶維奇·戈爾丁科（Андрей Витальевич ГОРДИЕНКО）在《論〈荀子〉中“性”概念問題：術語澄清》中，綜合荀子對“樸”“材”“才”“情”“質”“實”等概念的運用，重構《荀子》中“性”概念的術語語境，來闡明“性”在其思想體系中所起的術語作用，最終認定“性”可以被定義為賦予生物一種普遍感覺的東西（共同感受）。英國蘇黎世大學的Wolfgang Behr在《追溯古漢語的變遷：何謂雅言？》中分析荀子思想體系中的“雅”概念，這一詞被用來指精致高雅的行為和社交方式，代表中高等水平的聲望和修養，與政治地位、音樂品位低下者相對言。日本學者澀谷由紀的《〈荀子〉中的“情”與“心”》，從《禮論》《正名》《儒效》《性惡》等篇出發，對荀子的“情”“心”“性”“偽”等概念進行了重思。此類研究的關鍵在于概念，通過“重思”和“重述”的路徑，尋覓荀子哲學的關鍵線索。不可否認，這樣一種研究進路，深化了荀學研究，提出了不少先賢未發的真知灼見。不足在于加劇了荀學“分而治之”的局面，增加了荀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以及整體性觀照被忽視的風險。

　　第二，荀子哲學思想研究。Rouzhu Wang在《為了共同善：荀子哲學中分與群》中，宣揚儒家的群體概念植根于其對個體的獨特理解。荀子由人性本惡來凸顯成群的必要性，借助“分”來維持群的秩序和團結，實現理想的道德目標“善”需要每個個體的共同努力。加拿大學者克里斯弗雷澤（Fraser Chris）《〈荀子〉中的真理與道》指出，西方習慣于用真理來思考“使事情正確”，荀子則提出了一種不同于此的認識論方法，它以獲得知識的方法（道）為中心，對于知識本身的關注反而是次要的。荀子主要關心的是言語、行為、政策和實踐是否合于道，合于道，就是真理，真理是為道而服務的。美國學者柯雄文在《荀子與美德的統一性》中，指出荀子關注道德的一致性，強調仁、禮、義之間雖有區別卻又相互依存，仁側重于對同伴的關愛和關懷；禮強調的是規約，意在通過規則對行為進行約束；義關涉正當性，包括正確的行動、責任或義務等。三者具有統一性，共同構成了“道”系統的核心。這一類闡釋性研究為數很多，學者立足于荀學的特定論域，凸顯出了對荀子正名論的思維理路、群分學說的內涵、認識論的邏輯架構以及道德思想的關注。此外，在荀子實踐哲學、禮法論、天人觀等方面，學者也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簡言之，海外學者的視野，更多的還是聚焦于人性論（道德哲學）與禮法秩序（政治哲學）兩議題。

　　“人之性惡”是荀子的著名論說。自周熾成提出荀子非“性惡論”者而是“性樸論”者的主張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后，海內外學界掀起了重思荀子人性論的熱潮。2023年4月，第二屆瑯琊論壇荀韓主題“荀子‘性樸’論章句學研討會”在青島舉行，吸引了海外專家學者參與，圍繞著荀子人性論的內容進行了相關研討。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學教授周啟榮以《先秦思想中樸的意涵：道家與荀子的人性論比較》為題，從對“惡”字的訓詁入手，強調荀子人性論里的“樸”并非中性的概念，而是被賦予了貶義，由此同《性惡》篇的內容相銜接。“樸性”因其“貶義”性質，需要改進、提升、變化，由此同荀子的道德修養論相承接。馬來西亞學者鄭文泉則從荀子“人論”出發，來探討當前《荀子·性惡》的“性論”爭議，推動學界對荀子思想與人格的理解與研究。除了人性論之外，海外學者對荀子的政治哲學、禮法秩序也頗為重視，他們多從西方的功利主義、道義論或德性倫理的傳統出發進行探討。韓國學者曹原日（???）《荀子禮法關系研究》提出了以禮法相結合的視角建立一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規范。張亨恩（???）的《儒家智性主義的再思考：智性與王權的平衡與失衡》指出，儒家注重以德為基礎的“禮樂教化”，荀子尋求通過智力（知識）和政治權力的平衡來建立一個理想的道德國家。Baldwin Wong和Liz Jackson在《九德和禮》中指出荀子通過禮來實現化性，培養人的道德本性，促進社會的和諧。英國學者Virág Curie的《孔子、荀子的德性蔑視與禮義共同體》，指出早期儒家文化中的“惡”“小人”“貴賤”“丑”等詞與西方文化中“Contempt”相對應。孔、荀二人均認為蔑視是道德情感整體的一部分，是有道德品格的人（君子）的適當、合理的反應。荀子因經歷了戰國時期大規模社會和政治重組的動蕩時代，故而嘗試為蔑視劃定明確的界限，以減少其破壞性和破壞穩定的潛力，這一舉動反映了他對禮義共同體觀念的認識轉變。

　　總體而言，對《荀子》的闡釋研究類屬于專題探究，是對荀學某一部分、子系統、要素、層面的研究，通過“分而言之”的研究方法，拓展了荀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這種研究離不開一定的問題意識，但它對荀學的整體建構較為忽視，影響對荀學的地位、價值、意義的全面考察。荀子思想是統貫的整體，而并非某種“雜燴”，但荀學體系又格外龐雜，綜合性研究存在一定難度。這就需要對荀子哲學整體性質的準確把握，辨明正確理解荀子各種主張的前提，正如“仁”是孔子學說的核心觀念，荀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在于禮學，禮又以“偽”為本。所以，對荀學的專題研究，應格外關注是“禮”“偽”的內涵及其對荀子哲學的意義。這兩個角度，正是2023年荀學專題化研究所關注的焦點，體現出海外學者對荀學精髓的把握。

　　三、比較與會通：求同視角下荀子思想比較研究

　　求同視角下的荀子思想比較研究，是由董鐵柱所提出的一種新穎的研究視角。比較研究一直是海外荀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能夠擴大研究的維度，同時與其他議題的研究相接軌。董鐵柱指出，近年來荀子思想的海外研究，呈現出明顯的求同趨勢。所謂“求同型比較研究”，既是指比較荀子和某一思想家之間針對某一問題的相同見解，也指荀子和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學）之間的相同關注點。后一層含義能夠為詮釋荀子思想提供更多的西方視角，提高荀學的海外接受度，促進荀子由“中國”思想家邁入“世界”思想家的進程，故而更為海外學者所關注。

　　韓國學者金智勛（???）《先秦諸子正名論研究》對諸子的正名論進行比較分析，指出荀子和公孫龍、墨子、管子等人的正名說相近，總體上都著眼于語言方面，傾向于關注物與名的關系，其中荀子和管子更為關注社會治理，二人的將正名同政治相關聯，以君主為正名的主體。金智勛的研究，是擇定正名論這一主題，對荀子和先秦諸子進行比較。這也是求同視角下比較研究的第一個層面。在早期荀學探討中，這類研究可謂屢見不鮮。學者們所擇定的比較研究對象廣泛，自先秦諸子至現代新儒家，幾乎均有所涉，其中尤以孔、孟、莊、墨等先秦諸子為主；擇定的比較主題亦十分豐富，涉及禮法學、道德觀、人性論、天人觀等多個方面。2023年海外學者在這一層面對荀子的比較研究大致亦不違離于此。比如，日本學者渡邊義浩的《王者之兵與兵法的理念化——〈荀子·議兵篇〉與〈淮南子·兵略訓〉》，分別將《議兵》和《兵略訓》與《孫子兵法》進行比較。《議兵》篇不認同《孫子兵法》的軍事理念，強調以禮治兵，推崇王者之兵的優越性，走向理想化；《兵略訓》雖然嘗試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念相融合，但其思想核心是老子的“道”，將“道”而非“人”作為戰爭勝利的關鍵，和《議兵篇》同樣不可避免地走向理想化。兩者都將自己主張的核心置于軍事思想之上，削減了理論的可實踐性。韓國學者楊順子（???）在《在真實與自我欺騙之間的禮》中指出，《中庸》與荀子在共同論述“誠”時，并沒有停留在“慎獨”（自我控制）的階段，而是以“化”他人為最終目標。曹熙正（???）《從“言外之意”解讀孟子、荀子的“欲”觀》，借鑒路德斌、沈順福等學者的見解，指出孟荀二人并非絕對對立。孟荀都承認欲望的消極面以及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消除欲望，但他們也認識到欲望可以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激勵個人追求崇高的目標并從事積極的行為，這是孟荀二人對“欲”的“言外之意”。丹麥奧爾胡斯大學的吉多·克雷斯（Guido Kreis）在《荀子與莊子論音樂：藝術倫理意義的兩種建構方式》中分析了中國古代兩種（儒家和道家）建構倫理意義的藝術方式。當然，對荀子和先秦諸子進行的比較研究，亦有較前人的出彩之處，稍具風標的地方在于擇定的主題比較特殊，例如韓國學者李裕正（???）《先秦儒家“神”的教育意義探析》，通過考察孔、孟、荀子三人對“神”的運用，來分析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神”概念，進而發掘“神”教育意義。雖然學者經常將孔孟荀三人作比，但是以“神”的教育意義為探討主題，確實是現有研究中少有的，顯現出對荀子研究的所作的創新之處。韓國學者裴多彬（???）的《諸子百家思想的界限與本質研究——以荀子與韓非子性情論的區別為中心》，指出儒家荀子與法家的韓非子之間具有思想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的根源在于政治體制的轉型，而非二人之間的師承關系。戰國時期政治體制轉型過程中必然出現的趨同的一部分，學派間的思想流變是為了追求政治信仰、聲援外在的政治訴求。相似性背后隱藏著“趨同”的動力，所以，百家思想的變化趨勢是與當時知識分子政治信仰的外部政治需求相一致的。這一“求同比較”的關注視角十分新穎，刻意忽略諸子思想內容這一形式上不同，而去尋覓“趨同”的根源，對于荀學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求同視角下比較研究的第二個層面，是從西方文化的視角來對荀子進行比較研究，最常見的方法是將中國思想家同西方思想家進行比較。這樣一種研究進路，并非為尋找雙方之間的差異性，關鍵在于嘗試忽略雙方之間的不同文化背景，去肯定荀子和西方學者之間的相似性。美國學者馬丁·喬丹（Martin Jordan B）在《〈荀子〉早期文化演變中對禮義起源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參照達爾文進化理論來重思荀子思想，荀子解決禮義起源問題的進路符合進化理論：禮義是一種能夠促進國家治理的“文化技術”，可以世代相傳（可遺傳的適應度），在維護社會安全和穩定方面，其他的治理手段和方式不如禮義（表型變異），若不遵循禮義制度，必然會走向滅亡（差異適應性）。美國德保羅大學的Xing Lu在《儒家與亞里士多德關于“Ethos”“Pathos”和“Logos”概念的比較》中指出，亞里士多德的倫理（Ethos）、情感（Pathos）和邏各斯（Logos）等概念與儒學存在貫通。孔子的“仁”與“Ethos”倫理觀相似；孟子的不忍人之心與“Pathos”情感理論相似；荀子的理性論證方法與邏各斯類似。這種相似性體現了跨文化的共同人類關切和愿望，盡管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由各自所處的生活的時代的社會和政治背景所導致。韓國學者裴基浩（???）的《探索美好富強國家的可行性——以荀子和亞當·斯密的哲學為中心》，旨在以荀子和亞當·斯密的哲學為重點，探討實現一個美好富裕國家的可能性。二人都認為，要建設一個美好富強的國家，就必須以禮節制個人的欲望，避免過度的利己。在社會層面上，通過勞動分工進行協作對于提高生產力至關重要。國家需要建立法律和制度，使民眾能夠穩定、自由地從事經濟活動，

　　同時，要在稅收、教育和福利方面惠及民眾。類似的研究，還有金周英（???）的《重讀〈荀子·性惡〉》，通過思考亞里士多德的Physis（自然）與Nomos（習俗/法）的關系來重新審視荀子的性與偽的關系。荀子的性，有與生俱來的惡傾向，也包括人類特有的辨別能力，能夠在禮的引導下實現化性起偽，奠定道德社會基礎。在荀子那里，Physis與Nomos處于合作關系。

　　求同視角下比較研究的第三個層面，則不再局限于哲學的范疇，而是從海外流行的熱門話題出發，來更多地發掘荀子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共同點。韓國學者朱東鎮（???）和嚴真城（???）的《從荀子和韓非子的哲學來看職業選手體育道德的體用論》，研究職業運動員體育精神研究，利用體用論來闡釋職業球員所應該追求的態度或心態，幫助運動員消解欲望，實現自我控制。學者將荀子的化性起偽和韓非子的習常論同體育精神理論相比較，從而將荀子視為一位“運動員”，意味著荀子更進一步地走向了海外大眾。

　　總體而言，海外學者在求同視角下對荀子思想所作的比較研究，三個層面各有特色，求同的對象和范圍也在不斷擴大。盡管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海外對荀學的認同度和接受度的提高，是荀子研究邁入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一環。這樣的一種研究進路，能夠給學界提供借鑒，可以從更多、更廣泛、更新穎的視角來解讀荀子思想。

　　從整體來看，2023年海外學者的探討，理論基礎扎實、成果翔實精彩、結論亦多恰當，能夠為荀學研究提供獨特的借鑒和補充，為進一步拓展荀子研究創造了條件。豐富的荀學研究和傳播，正是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說明。荀子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被世界接受的，所以，全球化語境中的荀子思想及其在當代社會中的現實意義和作用是我們應當關注和思考的問題。從2023年的海外荀學研究來看，將荀子置于全球哲學的平臺上來加以建設的趨勢已然成型，海外學者注重利用《荀子》等儒家典籍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并且致力于促進中西之間的貫通和融匯，使荀學研究的話題更加具有現代性和全球性。基于全球化語境來重思荀子思想的各個主張，既是未來荀學的前進方向，也是發展的必然進程。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