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論戰”百年述要
來源：《中國儒學年鑒》2024年卷作者：杜宇 2024-11-25 14:13
2023年正值“科玄論戰”一百周年，這場聲勢浩大的論戰所產出的深刻思想洞見，至今仍為學術界所重視，值得被深入研究和思考。“科玄論戰”的實質，是圍繞“科學”“哲學”乃至“玄學”等理論，在近代中國社會中對于個體“人生觀”的性質、其蘊含的深層次意義及在實踐層面的作用等核心問題展開的深入討論。
“科玄論戰”爆發之際，正值國際與國內社會經歷劇烈動蕩，處于重大轉折的關鍵時期。國際上，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人們深刻認識到科技發展不僅能夠推動生產力的飛速提升，同時也可能引發戰爭與死亡。戰后的慘狀與生靈涂炭促使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深刻反思科學的負面影響。國內方面，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被袁世凱篡奪后，尊孔復古之風再度興起，對人們心中萌芽的民主共和理念造成了沖擊。中國社會的黑暗面滲透至各個領域，包括思想文化界。為了擺脫迷茫與苦難，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接受西方教育的先進知識分子，發起了一場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而“科玄論戰”則發生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期，這一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推進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支持與反對的激烈爭論。在反對陣營中，有如林紓這樣的舊文學捍衛者，他們堅定地維護舊道德和舊文學，成為復古逆流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張君勱等人的觀點，站在歷史、思想、文化及個人成長的交匯點上，形成了一種與“賽先生”理念迥異的人生觀，一經提出即在學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丁文江等知識分子高舉“科學派”的旗幟，與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展開了激烈的辯論。1923年至1924年間，鄧中夏、瞿秋白、陳獨秀等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學者也加入了這場論戰，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此時，論戰已演變為“玄學”“科學”“唯物史觀”三者之間的激烈辯論。百年之后，“科玄論戰”的相關議題與思想，經過歷史的沉淀與發酵，依然值得學術界的關注與學者的深入思考。近年來，隨著對這場大論戰的思考不斷深化，研究方法、視角、觀點不斷拓展，加之多學科的深入交融，正值百年紀念之際的2023年，對“科玄論戰”的研究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觀點與視角新突破
關于“科玄論戰”的思想認識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近年來，學術界致力于從多個維度深入探討這一時期的思想，旨在打破傳統束縛，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徑。這一突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運用新觀點對“科玄論戰”進行重新解構；二是采用新視角對“科玄論戰”重新審視。
（一）對于“科玄論戰”思考產生的新觀點
張寶明《在不確定的時代尋找心靈的確定性——“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百年回眸》
（《中華讀書報》2023年2月8日，第1版）從關鍵歷史背景切入，指出“科玄論戰”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時，歐洲考察團目睹了戰后的廢墟，從而引發了對單純追求科學而忽視心靈安頓問題的深刻反思。科學派、選學派、唯物史觀派三者之間的爭論不休，盡管觀點不同，但他們都共同堅守著對對手的尊重和對知識的敬畏，并且堅持以理性為核心，不斷追求知識、技藝與科學的發展，而這些追求的前提則是建立在人類對自然界的無知、渺小與脆弱的深刻認識之上。進而引出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屬性，成為他們立論的根本出發點。
馮超、王駿在《“科玄論戰”：百年再反思》一文，借助康德關于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的理論框架，闡釋了“科玄論戰”的核心議題。他們指出，在現象世界范疇內，科學占據主導地位，而形而上學的問題則不在其探討范圍之內；而在本體世界層面，科學則無法超越形而上學（即玄學）的領域。進入20世紀后，中國受到特定歷史因素和社會條件的影響，試圖在“科學啟蒙”中尋找出“救亡圖存”的路徑。科學主義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基石，這一理念的形成加速了思想領域對西方現代性塑造的接受，實現了形式上的啟蒙，與此同時，中國的科學領域尚未完成。
（二）對待“科玄論戰”思考的新視角
在“‘科玄論戰’百年祭”的講座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劉鈍指出，斯諾在《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中所描述的兩種文化沖突的典型事件之一，即為20世紀初中國發生的“科玄論戰”。無獨有偶，幾乎同時期的西方也發生了霍爾丹與羅素之間的論戰。東西方的這兩場論戰因羅素應梁啟超等人的邀請來華而產生了聯系。劉鈍教授還提到了羅家倫，他雖然在當前對“科玄論戰”的研究涉獵有限，但在當時，羅家倫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了《科學與玄學》，對國內的“科玄論戰”進行了全面審視和公正評價。他追溯了科學的歷史和科學定律的應用，并探討了西方哲學背景下的“玄學”。最終，他將“科學”與“玄學”相結合，闡述了二者相輔相成的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升華了對科玄論戰的理解和認識。
二、跨領域研究增多
隨著對“科玄論戰”時期思想內容的深入探究，我們不斷發現新的內涵與研究方向。與其他學科領域的交流互動日益頻繁，跨學科研究逐漸成為該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跨學科研究的日益增多，不僅深化了對“科玄論戰”思想的理解，而且對多個學科領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一）“科玄論戰”與技術治理理論
如劉永謀與伍銘偉《“科玄論戰”與技術治理的理論構建》提出，一個世紀前的“科玄論戰”為在中國特定語境下構建新的技術治理理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面對科學派、玄學派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派三者至今鼎立的現狀，應首先采取玄學派的批判性視角審視技術治理的不足之處，繼而應采納科學派的視角來確定技術治理的發展方向，最終應依據唯物史觀派的視角來確立技術治理的具體實踐方式。將這三方面綜合考量，有助于我們達成有限技術治理的目標，即實現人與技術在治理情境中的和諧共融。這種和諧共融的終極目標在于服務人民，并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二）“科玄論戰”與倫理思想
王澤應《“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倫理學意義》深刻地闡述了該論戰對20世紀中國倫理思想及倫理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從倫理思想演進的高度進行審視，認為“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不僅在科學價值與道德價值進行論證基礎上對科學萬能論及道德萬能論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與有力批判。還基于新時代中華倫理文明建設所面臨的迫切內在需求與現實嚴峻需要，要求我們務必秉持理性與辯證的嚴謹態度，積極思考、科學汲取“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蘊含的豐富倫理思想。這有助于構建中華民族現代化倫理文明體系的堅實基礎，更是進一步塑造能夠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提供堅實動力支撐與價值導向的“國魂”與“民魂”。
（三）“科玄論戰”與科學發展
胡珉琦在《讓“玄學”為科學家開腦洞》（《中國科學報》2023年6月30日，第4版）的報道中，以百年前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爆發的、影響深遠的“科玄論戰”為背景，探討了“科學”與“玄學”之間的系列問題。報道中指出，盡管國內科學界與哲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甚至誤解，但不可否認的是，科學的起源與形而上學和傳統工匠技藝的結合密不可分。從科學發展的視角來看，“玄學”不僅能夠為最根本性的問題提供解答和論證，還能在科學探索過程中提供概念工具和思想啟發。基于這些觀點，進一步闡述了“科學”與“玄學”之間應加強深入的交流與合作，以共同應對和解答當代科學中形而上學的問題。
（四）“科玄論戰”與科幻電影
張棟《科學、玄學或走向融合：科幻電影中的“科玄論戰”》將“科玄論戰”的思想內涵引申至當下對科幻電影立意與理解之中。認為科幻電影的本質在于科學體系與玄學理念之間的沖突，一方面構筑了科幻電影中的主要電影情節，更深層次的是影響了電影創作者對于時間空間的理解與呈現。這也使得科幻電影不僅僅停留在炫目視覺的效果表達，而已觸及對于人類文明、思想的深層次理解，并試圖從科幻電影角度為人類文明發展提供建設思路。
三、研究主題的開拓
“科玄論戰”最初是圍繞“科學”與“玄學”（即人生觀）的辯論，隨著思想領域的深入探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交融，研究的焦點已不再僅限于“科學”與“玄學”，而是擴展到了包括“中西文明”“馬克思主義”以及“當代價值”在內的更廣泛主題。
（一）“科玄論戰”與中西文明
馮超與王駿《“科玄論戰”：百年再反思》通過討論“中西文明”來闡述科學與中西文明的關系，文中指出20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于科學的態度已展現出不同的立場和傾向。“科學派”與“玄學派”圍繞“科學萬能論”的辯論與探索，反映出中西文明在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交匯與沖突展現科學主義思潮在當時中國社會的逐漸興起。萬兆元《落日余暉——科玄論戰中的康有為》通過對康有為在科玄論戰期間所發表言論的深入分析，探討了梁啟超關于科學與歐戰的思考并基于特殊歷史情況提出的救國方案。主張中國應采納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強化國家實力，同時強調必須抵制西方宗教信仰，以保護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精神價值。康有為的這一觀點不僅預示著后來關于科學與人文、唯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之間的爭論，更為深層次討論的和揭示的是中西文明交流與融合的豐富內涵。
王澤應《“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倫理學意義》闡明了“玄學派”犀利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倫理文明存在的弊端，認為人類最終會從崇尚科學轉向崇尚道德，由崇尚物質轉向崇尚心靈，未來目光將從西方轉向東方和中國文明，冀望通過復興中國文明來建構人類的未來文明，這一點也決定了儒家倫理道德及人生哲學將會在現代文化發生轉變時發揮重要作用。而“科學派”予以尖銳回擊，認為只有走科學民主和“全盤西化”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國，并一如既往地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倫理道德。兩派之間爭論的內在邏輯仍舊是對于中西文明碰撞引發的倫理思考和爭執。
（二）“科玄論戰”與馬克思主義
王文斌與陳宗照《中國共產黨人參與“科玄論戰”新論》深入剖析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參與百年前論戰的歷史背景、動因及過程。他們通過積極投身論戰，大力宣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科學的人生觀。此舉不僅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影響力，還促進了中國思想界的現代化發展。這對于深入理解黨在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的思想起源，以及深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王澤應《“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倫理學意義》從陳獨秀、瞿秋白、鄧中夏等人立足于唯物史觀，以早期馬克思主義堅定擁護者的立場，對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道德體系進行了批判，并倡導構建一種無產階級的新道德體系，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深刻認識到“科學派”及科學主義（即過分依賴科學解釋所有問題）與“玄學派”及人本主義（即強調人的主觀性和人文價值）各自的優劣。他們主張在中國應當重視科學，但同時需警惕科學的誤用和盲目崇拜，以避免科學迷信和技術崇拜的產生。他們提倡將科學的理性精神與對人的尊重相融合，促進科技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和諧發展，從而構建一個均衡的新倫理體系。
（三）“科玄論戰”與當代價值
劉睿與鄒浩《科玄論戰的編史學考察及當代啟示》詳盡地向公眾闡釋了科玄論戰對現代的三重啟示。首先，他們主張以正確的歷史視角審視論戰，辯證地分析各方觀點及其歷史價值，強調應從宏觀、長期、跨學科的視角來審視科玄論戰，深入理解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它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啟示。其次，提倡促進科學與人文的融合，強調在構建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不僅要加強科學精神的培養，還應重視人文關懷，實現科技與人文的同步發展與提升。最后，強調保持學術與政治的和諧發展，警惕學術泛政治化和政治學術化的傾向，同時正視科技與人文發展不平衡的現代性挑戰，倡導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辯證地看待科技與人文的社會功能。
李萍與張瓊《“人生觀論戰”的歷史場域與當代價值》通過同時性與歷史性、認知與實踐、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對話，深入探討了百年前的思想大辯論。并深刻揭示了當代中國文明的形成，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百年的艱苦探索所創造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文明形態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并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姜佑福《“科玄論戰”與人生觀問題的百年尋思》立足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時代背景和語境，對百年前的“科玄論戰”進行了學術評述。文章認為，就當前境遇“玄學派”與“科學派”均有可取之處，也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如“玄學派”的張君勱有遠見卓識，但對于中西文明間的差異的處理過于簡單化；“科學派”的丁文江則堅決捍衛科學的尊嚴，但陷入了思想狹隘的盲區。就目前而言，科技取得矚目的成績，但由此帶來的不穩定性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這場論戰揭示的人生觀問題遠未終結，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破解這一問題提供了科學方法和光明前景。文章強調要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承擔起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使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徹底解決人生觀問題。
劉鈍在“‘科玄論戰’百年祭”的講座中，追溯了百年論戰后，結合當前世界所面對的紛繁復雜的各類問題，如社會問題、環境問題、民族沖突問題、宗教問題等，以及波譎云詭的政治氣候、經濟博弈、文化侵襲。即便是偉大如羅素這般的思想家的理想仍舊無法實現，但又不得不承認，百年前的那場偉大的論戰其中蘊含的思想，包括思考問題的方式，仍在不斷激勵著當代人在面對當今社會實際問題時，主動思考、積極探究，包括人類社會是否在一直進步？這種進步是否有標準？哪種制度對于科學共同體的治理最優？這一類問題都是當代從“科玄論戰”中汲取思考的問題。
總體來說，近年來關于“科玄論戰”的研究異常豐富，特別是在其百年紀念之際，幾個顯著的趨勢尤為突出。首先，新觀點和新視角的不斷涌現，極大地豐富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維度。其次，跨學科的研究逐漸增多，涉及技術理論、倫理思想、科學發展乃至影視作品等多個領域，不同學科間的交叉融合為“科玄論戰”的相關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研究主題的拓展使得原本局限于“科學”與“玄學”的討論擴展到更廣闊的方面，例如“中西文明”“馬克思主義”“當代價值”等。這些主題的融入無疑是為深化“科玄論戰”的內涵提供新的動力。
（作者單位：天津中醫藥大學）
編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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