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張岱年研究綜述
來源：《中國儒學年鑒》2024年卷作者：何家英 2024-11-25 14:10
2023年，有關張岱年的學術的學術研究，主要涉及對張岱年的氣學、天人合一思想、哲學研究范式和方法以及《中國哲學大綱》的探討。
劉雨、柴文華《略論張岱年先生對“氣學”的梳理和轉化》認為，張岱年在其兄張申府先生學術的影響下，明確將宋明哲學劃分為“理”“心”“氣”三系。他通過梳理古代唯物主義，將“氣學”分為“自然論”“唯有論”“唯氣論”三大主要形態(tài)，并肯定了“氣學”的重要地位；以傳統(tǒng)“氣學”為基，將唯物論哲學與傳統(tǒng)“氣學”相結合，為其賦予現(xiàn)代含義，力圖開辟中國傳統(tǒng)哲學現(xiàn)代轉化的另一條路向。
翟奎鳳《張岱年論張載神化思想與相關爭鳴評析》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后，張岱年反復闡揚張載的氣一元論唯物思想，認為神從屬于氣，是氣的一種微妙變化。張岱年也指出張載思想中在宇宙論、認識論方面都還有唯心論殘余。與張岱年不同，呂世驤、鄧冰夷、陳玉森、高羽、周清泉認為張載思想是一種“客觀唯心論”。在他們看來，張載思想體系中，神是第一位和根本性存在。無論是以張載思想為唯物還是唯心，實際上只是揭示了張載思想的某些特征。張載思想中的“神”既非形下之物，也非宗教之神或主體之心，同時神也貫通在“物”與“心”之中；神是“一”，又內含著“二”的矛盾性，是變化的動力因。
遲成勇《張岱年對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評析》指出，張岱年在研究中國傳統(tǒng)哲學“天人合一”思想過程中，對董仲舒“天人相類”思想的評價總是用“粗陋形式”“非常粗淺”“牽強附會”“穿鑿附會”等概念來表達；他認為，董仲舒思想總體上屬于唯心主義哲學范疇，具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不可忽視其中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思維的合理因素。與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性評價不同，張岱年對董仲舒“天人相類”思想做出了中肯性評價。
杜運輝《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董仲舒研究——以張岱年、侯外廬、馮契為中心的考察》認為，當代中國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指導地位的文化制度，又要批判性地融通、轉化中外思想資源與現(xiàn)當代思想貢獻，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立足“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課題，在實踐辯證法指導下總結董仲舒建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制度的歷史經(jīng)驗，在社會史基礎上進行“審其基本傾向”“析其辭命意謂”“察其條理系統(tǒng)”“辨其發(fā)展源流”的理論探討，是深化儒學和董仲舒思想研究的重要方向。
徐英瑾《20世紀中國分析哲學家關于文化多元主義與辯證法的論爭——以金岳霖、張東蓀與張岱年邏輯哲學為切入點》指出，與今日中國哲學界的風氣不同，當時中國一流的哲學家特別是金岳霖與張岱年，在面對張東蓀提出的“邏輯多元論”時，都愿意為數(shù)理邏輯的基礎地位提出全面辯護，并且認為數(shù)理邏輯的使用既不影響哲學構建的民族特色，也不影響辯證法繼續(xù)在方法論上起效。
張經(jīng)緯《張申府、張岱年對羅素實在主義事實觀的轉進》指出，張申府和張岱年從不同角度出發(fā)，提出了活潑潑的事實觀，在各自層面溝通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事實與價值之間的融合。活潑潑的事實觀，既兼容羅素實在主義事實觀所具有的光禿禿的事實觀的科學主義命題化特點，又包含事實發(fā)展的可能和事實認知主體所關涉的價值意蘊。陸建華在《“創(chuàng)造的綜合”：張岱年建構中國新哲學的方法》指出，張岱年在中國新哲學建構方法上所提出的“綜合”之說，本質上是“創(chuàng)造的綜合”。張岱年關于建構中國新哲學的“綜合”之說受張申府的“三流合一”說所影響，是對張申府“三流合一”說的深化和發(fā)展。張岱年關于建構中國新哲學的“綜合”之說有一個發(fā)展、深化過程：從以新唯物論為基礎“綜合”新唯物論和分析哲學以建構新哲學，到以中國哲學的精華為根基“綜合”中國哲學、新唯物論和分析哲學以建構中國新哲學，再到以中國哲學的精華為根基“綜合”中西哲學之優(yōu)長之處，吸收現(xiàn)代科學的最新成果，熔鑄理想主義精神的
“創(chuàng)造”的“綜合”，最后歸結到建構新哲學的方法和建構中國新哲學的方法的統(tǒng)一。李錫明《文化與哲學的整合——論張岱年先生早期的哲學文化觀》通過“綜合創(chuàng)造的哲學觀”，“從哲學上的綜合創(chuàng)造到文化上創(chuàng)造的綜合”兩部分指出了張岱年的整合創(chuàng)新論是文化與哲學的有機碰撞與融合。在文化思想方面，張岱年力主以新唯物論為根基，綜合應用唯心論對科學發(fā)展的作用，借鑒解析學派的思想方式，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化綜合，并以此為思想依據(jù)，從而創(chuàng)立了新發(fā)展的“整體創(chuàng)新”的新文化觀。
柴文華、王春輝《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的貢獻及特征》指出，《中國哲學大綱》的特色在于運用了“以西釋中”的詮釋框架，這在那個時代是“不得不然”的，但《中國哲學大綱》的內容、語言等則是中國的，體現(xiàn)出中國哲學的本土特色；《中國哲學大綱》雖然也闡釋了中國哲學中的宇宙論、致知論，但核心是人生論，包括人性論、天人關系論等，為把握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特點提供了重要參考。
朱義祿《論〈中國哲學大綱〉三個序言》認為，張岱年先生的《自序》充滿著創(chuàng)新的自信，《新序》成了一份名副其實的“檢查書”，《再版序言》體現(xiàn)了趨時而更新的特征。三個序言真實地反映了時代風云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全方位的影響。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編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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