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晚清東西文化和傳統大規模接觸之后，中國的思想家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探尋兩者中的差異性與普遍性，其中也有外國朋友加入到這一行列，如羅素。他雖然稱不上是中國學問和問題的專家，但作為旁觀者，他在《中國問題》中對中國文化中普遍價值的認識，也讓人領略到了中國文化的誘人之處和魅力。
儒家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用孟子的話說是“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儒家從來就不否認文化中的普遍性。這可以從兩大方面說，一是儒家認識到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差異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共識的關系。《周易·系辭傳下》說的“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宋明道學家說的“理一分殊”。這種思維肯定了有“我們”，肯定了我們有“共同的世界”，同時也肯定了“他者”，肯定了有他者的“不同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關系，按《禮記·中庸》的說法，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儒家傳統和資源如何對當代的中國人和世界作出貢獻，依賴于我們對它的深度觀察和視點。在儒家思想和學說中，它有一些內在的普遍性。其中之一，是它的仁愛精神。若尊重他人的愿望是一個普遍性的價值，那么儒家的“仁愛”精神就具有這樣的內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好就體現了這一方面。仁愛本質上是普遍同情，它主張包容一切、關照一切。儒家始終把“反求諸己”和“不尤人”作為修身的中心，同樣是尊重他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萬物一體”思想，有機主義和整體主義世界觀，教導人類還要學會同萬物相處，善待作為自然的他者。儒家“仁愛”中的孝親層面，主要是指明了一個人實踐仁愛的出發點和入手處，并不是把它狹隘為只是孝親。
總而言之，儒家的學說和思想，總體上傾向于普遍性和可公度性思維，而主要不是特殊性和差異性思維。《呂氏春秋·有始》的一段話可以代表儒家的這種思維：“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眾耳目鼻口也，眾五谷寒暑也，此之謂眾異。（眾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圣人覽焉，以觀其類。”
不同的文化和傳統既是自身的、自我的，但同時又是開放的、包容的和彼此可以分享的。在不同的文明傳統和文化并存的前提下，我們更需要以理性和真誠展開交往和深層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