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對孔學與西學關系的認定中，康有為始終強調二者之間的相合、相通: 第一，在宣傳西學時，將之與孔子的思想相提并論; 第二，在對孔學與西學相合的論證中，康有為提及了顏回、子思、荀子和董仲舒等眾多孔學人物，其中以孟子為主; 第三，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不是西方的舶來品，而是孔子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四，孔子的思想在西方大行其道，影響遍及諸多領域。總之，康有為對孔學與西學關系的認定與其孔教觀息息相通，通過將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祖師爺，借助孔子的權威推行變法維新。
關 鍵 詞
康有為; 孔教; 孔學; 西學
近代是一個全球文化多元的時代，這使康有為一面呼吁立孔教為國教，一面為孔教注入各種異質文化要素。在這方面，孔教對佛教思想的吸收如此，對基督教( 耶教) 的借鑒也是一樣。在他那里，由于斷言“百家皆孔子之學”，中學與西學的關系被還原為孔學與西學的關系。在對孔學與西學的比較中，康有為始終突出孔學與西學的相合、相通，旨在為孔子及儒家注入自由、平等、民主等近代價值理念，推動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透視康有為對孔學與西學的比較可以反觀他的孔教觀，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康有為托古改制的政治目的。
一
近代是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這決定了近代的文化建構不僅不能排斥西學，反而必須容納西學，與西方和世界文化對接成為近代文化的現實要求和時代特征。有鑒于此，康有為一面大聲疾呼立孔教為國教，一面強調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大講西學。康有為介紹、宣傳的西學既有聲、光、熱、電、化等自然科學，又有大量的社會科學。在《日本書目志》中，他打破中國原有的經、史、子、集的學科劃分，采用西方的分類方法將西學分為生理、理學、宗教、圖史、政治、法律、農業、工業、商業、教育、文學、文字語言、美術、小說和兵書 15門。其中，宗教與政治、法律一樣是單獨列出來的，屬于獨立的一門，哲學、邏輯學( 康有為稱之為“論理學”) 、心理學和倫理學則被與物理學、理化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生物學、人類學、動物學和植物學一起歸到了理學。在這個前提下，康有為肯定孔子以四科教學與西方的分類方法和教學理念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孔子四科，德行之后，以言語先政事、文學，竊嘗怪之。春秋時會盟聘問，戰國時飛辨騁辭。晉世握塵玄談，皆面相酬答，剖析辨折佛道苦甚，而能鼓動大眾從其教者，亦以言語為多。六朝、隋、唐，文辭既盛，言語道廢，而適用動人言語為大。泰西公議傳教，猶尚演說之風，四科之一學，豈可忘哉! ”更為重要的是，在具體介紹各門學科時，他往往將西學與孔學相提并論，強調西學不出孔學范圍———心理學如此，邏輯學如此，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也不例外。例如，對于孔學與西方的心理學和邏輯學相合，康有為不止一次地宣稱: “心學固吾孔子舊學哉! 顏子三月不違，《大學》正心，《孟子》養心，宋學尤暢斯理。當晚明之季，天下無不言心學哉! ”“今一切名物皆孔子正之，故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荀子》有《正名篇》，與董子相表里也。今歐人論理學出于此。”這就是說，孔學與西學是相通的，西方的心理學和邏輯學原本就是孔學中固有的內容。
如果說心理學、邏輯學側重學術方面，離現實較遠的話，那么，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律學等則直接與中國近代的社會現實和救亡圖存的政治斗爭息息相關。因此，康有為在翻譯、介紹西學時對這方面的內容十分重視，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法律思想不出孔學范圍的說法也更普遍:“政治之學最美者，莫如吾《六經》也。嘗考泰西所以強者，皆暗合吾經義者也。泰西自強之本，在教民、養民、保民、通民氣、同民樂，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謂‘與民同欲，樂民樂，憂民憂，保民而王’也。其教民也，舉國人八歲必入學堂，皆學圖算，讀史書，無不識字之人。其他博物院、藏書庫、中學、大學堂，此吾《禮記》家塾、黨庠、鄉校、國學之法也。其養民也，醫院、恤貧院、養老院，以至鰥寡孤獨皆有養。泰西皆無乞丐，法制詳密，此《王制》《孟子》恤窮民之義也。其保民也，商人所在，皆有兵船保護之。商貨有所失，則于敵國索之，則韓起買環，子產歸之，且與商人有誓，詐虞之約是也。其通民氣也，合一國之人于議院，吾《洪范》所謂‘謀及庶人’、《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也。其同民樂也，國都十里，五里必有公家之囿，遍陳花木百戲，新埠亦必有一二焉。七日一息，則《孟子》所謂‘囿與民同’、《易》所謂‘七日來復，閉關商旅不行’是也。國君與臣民見皆立，免冠答禮，吾《禮記》則‘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朝’、《公羊》所謂‘天子見三公下階，是卿與席大夫撫席’也。民皆為兵，是吾寓兵于農也。機器代工，是《易》之利用前民也。其有訟獄，必有陪審官，《王制》所謂‘刑人于市，與眾棄之’也。謀事必有三人，《春秋》所謂‘族會’、《洪范》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也。眾立為民主，《春秋》衛人立晉美得眾，《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也。故凡泰西之強，皆吾經義強之也，中國所以弱者，皆與經義相反者也。《康誥》保民如赤子，而吾吏治但聞催科書; 率作興事，而吾吏道惟省事臥治，《孟子》尊賢使能，俊杰在位，而吾尊資使格，耆老在位，以崔亮停年之格，孫丕楊抽簽之制為金科玉律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而今非七八十龍鐘昏聵猶不服官政也。《中庸》稱重祿勸士，《孟子》稱君十卿祿，而吾大學士俸二百金，不及十日之費，僅比上農，知縣養廉僅千，不及一幕友之脩也。”康有為斷言“六經皆孔子作”，在這里，他以六經為例論證和解釋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與孔子的思想相合，甚 至皆 為 孔 學 所固 有。對 于 這 一 點，《禮》《樂》《詩》《書》《易》和《春秋》都成為證據，其他儒家經典———《孟子》《中庸》和《春秋公羊傳》也在其中。在論證中，康有為申明了兩個觀點: 第一，孔學是高于西學的，西方的行政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原則皆是孔子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不出孔子所作的六經范圍。正因為西方的一切制度都與孔子思想相合，所以，西方強盛; 中國之所以貧困衰微，是因為孔子的微言大義暗而不發。“《春秋》之指數千，皆為二千年之治法所出，但恨未能盡行之。”第二，六經以《春秋》為至貴，《春秋》是萬國之法; 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教育思想與《春秋》相合，西人之法律十之八九與《春秋》相合。于是，康有為解釋說: “所謂法也，合人人而成家，合家家而成國，家與家交，國與國交，則法益生矣。《春秋》者，萬身之法、萬國之法也。嘗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蓋圣人先得公理、先得我心也，推之四海而準也。《春秋》之學不明，霸者以勢自私其國，而法亂矣。泰西諸國并立，交際有道，故尤講邦國之法，推而施及生民。應受之法，力既絀而不得盡伸，則不得折衷于理。觀其議律，能推原法理，能推人性中之法，直探真源。所謂憲法權利，即《春秋》所謂名分也。”在他看來，不惟《春秋》，六經都是法律著作，皆是孔子律例，故而全都可以用來范圍百世，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法律思想與孔子思想的相合是必然的，孔子微言大義的缺席造成了中國的貧困衰微和與孔子思想相合形成的西方強盛共同證明了孔子思想的萬古不刊。
二
在對孔學與西學關系的論證中，康有為肯定孔子本人的思想與西學相合，在這方面，六經便是明證。除此之外，作為先秦諸子的顏回、荀子也在其中。盡管如此，除了孔子之外，康有為講得最多的還是作為孔學嫡傳的孟子的思想與西學相合，這除了上面提到的孟子的思想與西方的心理學相合之外，集中表現為孟子的思想與西方的民主政治具有諸多相合之處。在他看來，孟子在闡發孔子微言大義的過程中，以公羊學的方式對《春秋》進行發微，淋漓盡致地光大了孔子的民主思想，開議院制度之先河，與西方的民主政治不謀而合。這是康有為的基本觀點，故而證據多多。例如:
孟子言治天下，皆由與民同之。此真孟子非常異議，全與西人議院民主之制同。
孟子用殺皆聽國人皆曰，亦“與眾共之”義。西人議院即本此意。
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之立憲體，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奧、意、日、葡、比、荷、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議院為與民共之，以國者，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孔子之為《洪范》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也，堯之師錫眾曰，盤庚之命眾至庭，皆是民權共政之體，孔子創立，而孟子述之。惜后世人君，為老子、韓非尊君卑臣，刑名法術，督責鉗制所亂，此法不行耳。然斟酌于君民之間，升平之善制也。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孟子主張授民以權、開設議院，早已提出了君主立憲政體，英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荷蘭等西方國家和日本正在實行的君主立憲制均不出孟子的設想，甚至法國、美國和南美各國實行的共和制也是孟子“早發明”的。其實，孟子這方面的思想繼承了孔子的衣缽，這些思想是孔子首創，孟子傳承的。當時的中國之所以沒有像上述國家那樣采取君主立憲政體，是由于老子、韓非等人作祟，阻撓了孔子和孟子思想在中國的推行。
與此同時，康有為還從民主選舉、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等諸多方面證明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與孟子的思想一一相合。于是，他不止一次地寫道: “此( 指《孟子·盡心下》:‘孟子曰: 民為貴，社……’——引者注) 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蓋國之為國，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樂之。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為民也。但民事眾多，不能人人自為公共之事，必公舉人任之。所謂君者，代眾民任此公共保全安樂之事。為眾民之所公舉，即為眾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為主而君為客，民為主而君為仆，故民貴而君賤易明也。眾民所歸，乃舉為民主，如美、法之總統。然總統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國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孟子已早發明之。” “孟子一切皆與民同，特托文王以明公囿。以國者，民之公也，即囿者，亦當與民共之。今各國都邑皆有公囿，聚天下鳥獸草木，識其種別，恣民游觀，以紓民氣，同民樂，甚得孟子之義。但今之公囿禁人采取，孟子則聽取芻蕘雉兔，寬嚴廣狹不同。蓋今各國，升平制也，孟子之說，太平大同制也。大同之世，人人以公為家，無復有私，人心公平，無復有貪，故可聽其采取娛樂也。大地既一，則推至千數百里可也。升平尚未能推之。公學校、公圖書館、公博物院、公音樂院，皆與民同者。凡一切藝業觀游，足以開見聞，悅神思，便民用者，皆有公地以與民同，此乃孟子之意。孟子之學全在擴充，學者得其與民同之義，固可隨時擴充而極其樂也。”在康有為看來，孟子大力伸張民權，法國、英國、瑞士以及南美洲各國的總統選舉、官員競爭制度都是對孟子的致意。不僅如此，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公園、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和音樂廳都向公眾開放，納入到社會公益和福利事業之中，這是孟子向往的“與民同樂”理想的實現，是仁政的具體表現。
三
康有為強調，自由、平等思想并非從西方傳入的，而是孔子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皆從孔教的宗旨———仁中推導出來。更有甚者，如果說孔子所有的思想都可以歸結為仁的話，那么，自由、平等則是仁的基本內涵。事實上，孔子最先倡導自由、平等思想，并且構想了自由、平等的大同社會。孔子的親授弟子顏回、子貢加以傳承，中經田子方傳至莊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有為一而再、再而三地斷言:
孔子告子貢以一言行終身者“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與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故子思特揭之。
夫自由之義，孔門已先倡之矣。昔子貢曰: 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吾亦欲無加之人。不欲人加，自由也; 吾不加人，不侵犯人之自由也。人己之界，各完其分，語意周至。
子贛蓋聞孔子天道之傳，又深得仁恕之旨，自顏子而外，聞一知二，蓋傳孔子大同之道者。傳之田子方，再傳為莊周，言“在宥天下”，大發自由之旨，蓋孔子極深之學說也。但以未至其時，故多微言不發，至莊周乃盡發之。
大約顏子、子貢無所不聞，故孔子問子貢與回也孰愈，而嘆性與天道。子貢傳太平之學，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人己皆平。莊子傳之，故為“在宥”之說。
與此同時，康有為強調，作為孔子大同之教的傳人，孟子秉持自由、平等的原則處理君民關系，并將自由、平等貫徹到社會的政治生活之中，成為力主自由、平等思想的代表人物: “孟子一通仁說，推波助瀾，逢源左右，觸處融碎。今泰西茶會動至數千人，賽會燃燈至數百萬人，其余一切會，皆千數百人，皆得眾樂之義。孟子為平等大同之學，人己平等，各得其樂。”
按照大多數近代思想家的說法，中西之間強弱、盛衰的鮮明對比與其政治制度密切相關，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是西方的富強之源，宗法等級和君主專制則是導致中國貧弱衰微的罪魁禍首。循著這個思路，傳統文化對于中國近代的亡國滅種難辭其咎，因為中國本土文化包括孔學在內與自由、平等格格不入。學習西方就是引進西方以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為核心的先進文化。這便是嚴復等人大量翻譯西學，五四時期大聲疾呼開展新文化運動的根本原因。康有為并不否認西方盛行民主政治和自由、平等觀念。與其他近代思想家所不同的是，他將這一切都說成是孔子思想的微言大義，指出正因為孔子對自由、平等非常重視，自由、平等成為孔子思想的重要內容，其親授弟子顏回、子貢和正宗傳人孟子以及田子方、莊子等人都傳承了孔子這方面的思想。如此說來，孔學不僅不與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觀念相悖，反而與其相合; 甚至可以說，孔子先于西方發明、伸張了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可以作為證據的是，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春秋》就是專門論證自由、平等的。對于這個問題，康有為詳細地論證并解釋說: “故一部《春秋》，皆言人道，發人道平等、自立、自主之理，不及鳥獸道。孔子以天為體，以物為胞，眾生同出，推恩亦同，但施之有次第耳。故親親而后仁民，仁民而后愛物; 先其國而后諸夏，先諸夏而后夷狄; 至于人人平等自立，遠近大小如一，人道備矣……人道有正道，文明、平等、自立、仁心、公理，正道也，皆撥亂之法。但正道有三，有據亂之正，有升平之正，有太平之正，各視其時所當世而與之推遷。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孔子有此文明正道，托之魯《春秋》隱元年至哀十四年史文之中，各寓其義，分張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于是人事浹，王道備……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故《詩》托始文王，《書》托始堯、舜。治法進化，由君主而及民主; 文王為君主之圣，堯、舜為民主之圣。《春秋》始于據亂立君主，中于升平為立憲君民共主，終于太平為民主。”按照這個說法，孔子根據具體環境和實際情況隨時說法，這注定了孔子之道遠近大小精粗無所不包。《春秋》講三世進化，隱藏的微言大義是: 人類社會不斷進化，進化的程序是由據亂世至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至太平世，太平世就是自由、平等的大同社會。康有為強調，盡管孔子之道分為天道與人道兩個部分，卻始終以人道為主; 盡管人道分為小康之制與大同之制，卻以大同為歸。對此，梁啟超介紹說，康有為視界中的孔教具有高級與低級之分，大同之教為高級的“特別孔教”，小康之教為低級的“普通孔教”。梁啟超的這個說法可謂深中肯綮。按照康有為的觀點，只有自由、平等的大同之教才是孔子大道的微言大義。然而，由于當時正處于據亂世，孔子只能將大同之教作為口說的微言大義擇人而傳。不幸的是，孔子后學很少有人領悟孔子的良苦用心，對孔子的大同之道暗而不發，不明白自由、平等是孔子大道的題中應有之義，并由此造成了對孔子的誤解。其實，放眼全球可以發現，孔子之道即是自由、平等，全世界皆披其恩澤: “其有同在一時而治化迥異者，如今美國之自由，當進以太平; 歐洲之政治，當進以升平; 非洲之野蠻，當進以據亂。且據亂之中，又有升平、太平。如中國之中，有苗、瑤、番、黎，為據亂之據亂; 蒙古、西藏、青海，為據亂之升平; 內地行省，為據亂之太平。此又各因其地而施其義法。雖法制不同，然各得其所，要于進化而已，實道并行而不悖也。進治鳥獸，則為頌平之據亂; 進治昆蟲，則為頌平之升平; 進治草木，則為頌平之太平。推至諸星諸天，進化無窮，道亦無窮，皆并行而不悖也。”這表明，中國沒有實現自由、平等是環境使然，并不能證明自由、平等是孔子思想所無。其實，孔子不僅講人與人、國與國平等，而且講人與眾生平等。
四
上述內容顯示，康有為對孔學的解讀和詮釋并非封閉的，即并不限于中國本土文化的視域之內，而是置于全球多元文化的語境之中，特別是與西學相對比、相觀照。在他看來，孔子創立的孔教與西方的基督教( 耶教) 在立言宗旨上如出一轍，仁便是孔教、佛教和耶教的共同宗旨。這表明，孔教與耶教是相通的，都可以歸結為仁學派。同時，孔子和孟子所講的仁、不忍人之心就是西方自然科學所講的以太、電、力等概念。這些都證明，孔學與西方的自然科學是相合的，可以相互詮釋。孔學與西學的關系對于康有為來說至關重要，這不僅在于與西學的關系證明了孔學合于西學乃至高于西學，成為立孔教為國教，通過保教(孔教) 可以保國的一個注腳; 而且在于通過與西學的相通將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觀念注入孔學之中，實現傳統文化的內容創新和現代轉換。
康有為之所以對孔學與西學進行比較，從根本上說并非出于學術興趣而是受制于托古改制的政治目的。借助孔子的名義和權威是形式，實行變法維新是實質。這決定了他所推崇的孔教必須進行內容轉換和創新，將自由、平等、民主等近代價值理念納入其中。與此相一致，康有為推崇孔子具有多重維度，除了強調孔子作為中國的教主在中國本土文化中的至尊地位之外，還包括孔學與西學的相合以及對西方的影響。就孔子與中國本土文化的關系來說，他宣稱“‘六經’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學”，旨在證明中國文化的所有原典都是孔子創造的，包括諸子百家在內的所有學術派別都是孔子的后學。就孔子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來說，與其說康有為是對孔學與西學進行比較，不如說他全部的用意都在于證明西學皆孔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因為如此，對于康有為來說，西學的傳入不僅沒有證明孔學的落后、過時，反而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突顯了孔學跨越時空的永恒魅力。
在確信孔學與西學相合的前提下，康有為進一步強調孔學遍行天下，在西方得到普遍擁護，并且產生了廣泛而巨大的影響。與孔學高于西學的認識一脈相承，康有為極力渲染西方政治家對孔子及孔學的傾慕和折服，即使是德國的鐵血首相俾斯麥( 卑士麻、卑思麥) 也在其中。例如: “德國宰相卑士麻，評論諸教，以孔子為最。” “英之享格里送花瓶一枚于闕里孔廟，前德相卑思麥摹孔子像而拜之，有血氣莫不尊親也。”按照康有為的邏輯，西方杰出政治家對孔子的推崇不僅證明了孔學與西學的相合，而且彰顯了孔學的魅力以及對西方政治的影響。此外，他指出，與對孔子的推崇備至一脈相承，西方人對發揚孔子民主學說的孟子推崇有加，在這方面，“外國稱中國書至稱《孟子》”便是明證。在此基礎上，康有為進一步指出，西方的治國理念因循孔子的思想而來，日本、越南( 安南) 和朝鮮等國家的生活習慣和政治制度更是不出孔子范圍。下僅舉其一斑:
外國治國，用孔子之制也。司會以歲之成質，今英、法各國行之。
歐洲英、法等俱十一月為正，皆在孔子三統之內。
日本、安南、高麗，皆孔子范圍。
康有為進而強調，并不限于英國和法國，更不限于治國方略，孔學在西方的影響范圍極為廣泛，包括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日本; 孔學對西方人的影響更是全方位的，浸透到日常生活、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等諸多領域。對此，康有為從各個角度反復論證說:
外國全用孔子制。
文章以中國為尚，合通地球而論之……孔子為文章之祖。
孔子作經將為施行，故本為空言，猶必托之實事。若三統之制，更 為 周遠。如建子為正月，白統尚白，則朝服、首服、輿、旂皆白，今泰西各國從之。建丑為正月，俄羅斯從之。明堂之制，三十六牖，七十二戶，高嚴圓侈，或橢圓或衡，或方上圓下，方則為泰西宮室之制。衣長后衽，則泰西禮服服之。即以日分或中半或平明或雞鳴，今泰西以日午為日分，亦在范圍之中，不獨建寅之時行之二千年也。
總之，康有為對孔學與西學的比較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與西學相合證明了孔學的價值，從而為立孔教為國教進行辯護。一方面，作為其托古改制的一部分，將自由、平等、民主說成是孔子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實現了孔學及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另一方面，肯定西學除了自然科學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政治、經濟、法律和宗教等方面的內容，并對之予以吸收。因此，他對孔學與西學的比較既是對中學與西學的比較，也是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借助西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審視、整合和內容轉換。